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A.列强扩大商品输出以抢占国内市场 | B.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 |
C.民族工业的发展环境得到一定改善 | D.关税自主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
时间 | 重大事件 |
1928年8月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指出:“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来,本党一切努力之集中点,尤在促进北伐,统一全国。” |
1929年3月 |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一举,在党为恢复固有之重心,在革命为巩固北伐之基础。……以后,本党之努力,完全集中于北伐之完成。” |
A.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巩固 | B.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得到有效解决 |
C.国共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 D.“工农武装割据”具备了客观条件 |
A.官僚资本家正疯狂进行投机 | B.市场上有大量外国商品输入 |
C.经济危机引发资本异向流动 | D.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势头强劲 |
材料一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组织了南京国民政府,为树立起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打着国民党一大对外宣言所确立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旗帜,仍然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和废除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针对此主张,王正廷曾言:“南京如无法将此两事办妥,反对派将起而代之。”1927年11月,南京政府外长伍朝枢发表请求废约宣言,宣言指出“一、中国前政府与外国政府、公司及个人所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及协定,既无存在之理由,国民政府于最短期间内废除之。二、业经期满之条约及合同,当然无效”。但当时由于北京政府的存在,加之国民党与苏联互有联系,美国曾长期对其持怀疑态度,和其他各国一样,不理会这一宣言。
——摘编自夏保国《中国近代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收复——以中美关税交涉为中心(1919—1928)》
材料二 英国、美国及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单位:%
1913年 | 1919年 | 1927年 | |
英国 | 11.63 | 9.57 | 6.9 |
日本 | 19 | 34.58 | 26.02 |
美国 | 7.51 | 16.55 | 14.93 |
——摘编自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废约”的主要目的,概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改订新约”达成的经济成果。(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1928年美国率先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关税新约的主要因素,分析美国这一举动反映出的实质性问题。
A.积极应对日益紧张的形势 | B.意在建立完备的科研体系 |
C.努力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 | D.力图平衡轻重工业的比例 |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基层治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A.国民政府外交新形象由此确立 | B.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
C.中国实现关税自主仍存在障碍 | D.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瓦解 |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商品流速激增,贸易范围扩大,货币需求旺盛,加之白银外流,铜价上涨,以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颁行上谕推行官票,要求各省开铸大钱,发行宝钞,但效果不明显,不仅未能解决“钱荒",反而搅乱了银钱市场。在币制改革的进程中,清季社会各界均认识到中央银行建设的重要性。度子事变使清政府遭受重大打击,被迫于次年进行变革。1904年,户部银行开始筹建,第二年正式开业。1908年,清政府将其增资改组为“大清银行”,同时颁行《大清银行则例》,由大清银行垄断货币发行,赋予其经理国库之权,法定其“政府的银行”职责。
——摘编自郑成林、钟钦武《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币制与钞券发行、银行与金融管制、外汇管理等诸多方面,制定颁布了100多个法律法规。1927—1936年,中国新设华资银行达128家,绝大部分属于商办银行,但政府银行一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在资产和市场业务方面都占据有明显优势。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这一举措既化解了国际市场汇率波动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损害,同时推进了政府银行之间的合作并确立起在金融业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筹建中央银行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A.国际金融秩序相对稳定 | B.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
C.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 D.日本尚未实行经济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