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到边疆去”“到西北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流行的口号。《良友画报》开辟专栏反映西北地区风土民情。

1932年9月，良友全国摄影团从上海出发，在七个半月走过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共16省，行程共五万余里，采摄照片万余幅。由此形成的系列报道“全国猎影记"中的“西北印象”报道了对绥远、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等省的考察印象。西北在“全国猎影记”中留下了“尚未开垦之富源”的印象，说明“中国并非真的穷，不过偶然拿着钥匙挨饿罢了”。

1935年，开辟了“良友读者旅行列车”，除摄影记者自行前往采访外，还可以由读者投稿。其中有大量篇幅介绍西北的河套、蒙古、青海，以及西南的康藏地区，展示了西部边疆地区土地广大、物产丰富、风俗特异、民风淳朴以及周边列强对西北、西南的觊觎。同时还记录上述地区大量的特色风景和文物古迹。

1936年至1937年，推出了“西游记”十篇。专栏作者庄学本，此行是护送班禅大师返回西藏，并且沿途考察西北与黔藏等省的社会、语言、物种等，行程路线为由首都南京出发，经西安、潼关、陕西、甘肃、青海入藏，行程万里。专栏充满了少数民族风情的描绘和保卫国族的暗示。

——摘编自王若梅《（良友画报）关于西北地区的论述初探》

材料一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应对事变的措施并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出东北地区组建武装抗日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1933年1月26日，中共发表《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要求全党在东北的反日斗争中要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有可能的机会组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一·二六指示”后，中共满洲省委开辟磐石、汤原、吉东、哈埠近郊等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为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国际发出号召，“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责任用全力援助中国民族的斗争”。在中共努力下，苏联对日态度发生转变，开始支持东北地区中共抗日，打下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

——摘编自祁玉红《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历史作用刍议》

材料二   1945年，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杜姆怀特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曾谈到了美国对华政策；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和安全，美国的政策应该是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继续给予它一切所需要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向它提供一切必需的援助以恢复一切失去的领土，尤其是东北。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已经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条约，但还是尽可能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有限的帮助。苏军还将营口、葫芦岛以及一些机场交给中国共产党武装接管，严防国民党军从海上或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还承诺如果国民党军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前敢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国共产党武装打击国民党军队。

——摘编自候选杰、于耀洲《抗战胜利后三国四方关于东北之争》

材料一     由中国、菲律宾、日本三国发起的区域性体育赛事——远东运动会，从1913年至1934年共举办了10届。在战乱频仍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代表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几乎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举行，由行政院拨款4.5万元，官员们也纷纷解囊相助。当然，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体育水平落后的局面，比赛的各项冠军几乎被日本包揽，中国仅取得足球一个单项冠军。运动会结束后，日本强迫菲律宾解散远东体育协会而另立组织，将伪满洲国列入其中。中国愤而宣布退出，远东运动会遂成绝响。

——摘编自《中国档案报》（2023年10月13日第4046期第四版）

材料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声援平津抗战将士，敦促国民党立即下定抗战决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延安迎来了“八一”建军节。为了突出国共合作抗战，红军将每年都举行的庆祝建军节体育运动会改为“抗战动员运动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连续4天以“特刊”的形式，全面、详细、生动地报道了抗战动员运动会的全过程。

——摘编自郑学富《1937年，红军在延安举行抗战动员体育运动会》

材料三   杭州亚运会以“心心相融，爱达未来”为口号，通过体育铺路架桥，为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搭建起和平与友谊的交流平台，奏响了“同爱同在同分享”的时代强音。时代召唤我们，要以体育促和平，坚持与邻为善和互利共赢；以体育促团结，把握历史机遇，合作应对挑战；以体育促包容，坚持交流互鉴，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摘编自《人民日报》社论《共创亚洲和平、团结、包容的美好未来》

材料：大连、锦州、丹东等城市的一些道路、广场、公园等设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如表所示：

——摘编自：网络

材料   近代中国，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为改变民族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寻救亡图存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及至中华民国成立，资产阶级政党蜂起，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如同一幅壮阔恢宏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不懈奋斗史，也是一部理论探索史，更是一部自身建设史。百年来，党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历程，也是党不断加强自身政治建设，以维护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达到政治目标、完成政治使命的过程。党的政治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创与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发展与曲折、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恢复与转向以及新时代的成熟与强化四个历史阶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摘编自刘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材料一   1691年，康熙帝宣布停止修筑沿用了2000年的长城，长城内外即成“一体”，即成“一家”。1703年，清朝选择塞外之地创建避暑山庄，每年盛夏之际来此，接见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历经康雍乾等朝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旨在构建国家广阔的疆域一统观，从而在观念上来代替“华夷之辨”。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等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路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施行的不同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在维护中国这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内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王健睿《传统“大一统”思想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统一》

材料一：15、16 世纪(尤其是16世纪)被看作欧洲历史上的“绝对主义国家”时期。这一时期在“绝对权力”和“开明君主制”思想指导下的变革，建立了后世所谓的绝对主义(也可以说是开明绝对主义)国家，其最大特点是国王成为整个民族国家人格化的代表，国王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绝对主义国家对内保障私有财产权和法制，实行君主开明统治，对外实施强国策略。如1494年，英国治安法官取得了对郡长的绝对优势——正式取得了监控郡长的职权。根据亨利七世的立法，他们有权受理那些指控郡长敲诈勒索的案件并且可以不经陪审团而直接以简易程序宣判郡长及其从属官员的罪行。

——摘编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等

材料二：1901年，邓实、黄节等知识分子探索利用传统文化救国的方式，于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神州国光社初创时期，积极宣传国粹，保存优秀文化典籍，相继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等优秀古籍，创办《国粹学报》畅言国粹救国。此外，邓实、黄宾虹等人积极印刷出版金、石、刻、印、字、画等文化遗存，尤其是采用“珂罗版”印刷技术大量印刷出版美术画册。20世纪30年代，王礼锡任总编辑，国粹派彻底退出了神州国光社，他于1931年创办《读书杂志》，继而在该杂志上掀起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次论战中多数参与者自称运用了唯物史观进行辩论。全民族抗战时期，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中国内忧外患历史丛书》，该丛书搜集大量明清禁书、秘本，对于民间非官方主流思想的发展状况多有挖掘。

——摘编自姜辉《出版与救国—神州国光社研究》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