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革命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但此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强大。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去团结一切同盟军，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更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

——摘编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材料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革命对象，在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灭我中华毁我民族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除极少数亲日派、大汉奸外，从农民到地主，以工人阶级到英美派的买办资产阶级，从共产党到国民党，无不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国民党拥有全国性政权及数百万军队，共产党过去曾有过三十万军队及数百万人的政权，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尤其是经过艰难困苦的长征，力量已大大削弱。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别，力量又不平衡，决定了统一战线在对外进行民族斗争的同时，内部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摘编自袁永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材料一   1.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2.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摘自1929年《兴国县土地法》

材料二   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规定：在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原则上须按照战前的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承认战前的借贷关系，但年利息一般不得超过一分半，如债务人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如付息已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原借贷关系视为消灭。这一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完全符合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

——摘编自页川《简论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

材料三   1947年夏，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该法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把土地“恩赐”给农民。但是，大纲中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不仅导致许多地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中农的利益也大受侵犯，因此，后来在新区和全国范围内土改时即加以改变。

——摘编自韩广富曹希岭《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材料一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应对事变的措施并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出东北地区组建武装抗日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1933年1月26日，中共发表《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要求全党在东北的反日斗争中要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有可能的机会组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一·二六指示”后，中共满洲省委开辟磐石、汤原、吉东、哈埠近郊等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为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国际发出号召，“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责任用全力援助中国民族的斗争”。在中共努力下，苏联对日态度发生转变，开始支持东北地区中共抗日，打下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

——摘编自祁玉红《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历史作用刍议》

材料二   1945年，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杜姆怀特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曾谈到了美国对华政策；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和安全，美国的政策应该是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继续给予它一切所需要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向它提供一切必需的援助以恢复一切失去的领土，尤其是东北。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已经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条约，但还是尽可能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有限的帮助。苏军还将营口、葫芦岛以及一些机场交给中国共产党武装接管，严防国民党军从海上或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还承诺如果国民党军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前敢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国共产党武装打击国民党军队。

——摘编自候选杰、于耀洲《抗战胜利后三国四方关于东北之争》

材料   国民政府兵工署于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把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陆续搬迁到抗战大后方。在此期间，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签发了《兵工署更改各兵工厂名训令》，要求“查本署所属各兵工厂现多已择地迁移，原有名称与新迁之所在地多已不相符合”，“故拟重新厘定，按数字排列，并为对外秘密起见，不冠以地名，仅简称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工厂”，“尤可使外人闻及厂名，对于兵工实力及厂址所在不能明了真相”。兵工署先后在长沙、重庆、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协助和解决内迁兵工单位搬迁过程中在这些地区勘察厂址、租赁场所、督饬复工等事宜。这次兵工单位的内迁，保住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自主给养的生命线，为中国兵工事业壮大汇集了大批人才。

——摘编自熊杏林、李清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组织与管理》

材料一：1791年8月，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发表联合声明，声称要恢复法国的“君主统治”，即使动武也在所不惜。1792年4月法国对奥宣战，消息传到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在此戍边的工兵大尉鲁热·德·李斯勒，仅用几个小时便谱写成令他流芳百世的《献给鲁克内尔元帅的莱茵军团战歌》。这曲战歌流传到法国南部地区的马赛，由驰援首都的马赛志愿军传播到巴黎，立即被人民传唱，并称之为《马赛曲》。歌词写道:“前进！祖国的儿女，光荣的日子已经来临。暴君正对着我们，举起染满鲜血的军旗……”令人产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巨大精神力量。1795年，《马赛曲》首次被定为法国国歌。后来《马赛曲》一度被禁唱，1879年2月其国歌地位才被恢复。

——摘编自唐伯新《法国国歌(马赛曲)的历史沿革》

材料二：《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军民中传唱，而且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国统区的大街小巷，形成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氛围。随着抗日烈火的蔓延，从东南亚到马来群岛，从朝鲜半岛到大洋彼岸，到处回响着《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奋进的歌声。新加坡广播电台每次播音都以《义勇军进行曲》开始。1940年，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在一年后灌制了唱片，使这首歌享誉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庆祝凯旋的曲目中，有《马赛曲》《第五交响曲》等，《义勇军进行曲》也赫然名列其中。

——摘编自顾育豹《中国抗战催生(义勇军进行曲）》

材料   1938年至1943年间，日机疯狂轰炸重庆，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救济空袭难民。先后成立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等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关于重庆被炸受伤难民抚济办法》等。重庆市商会等组织也加入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机构中，负责救济和医疗工作。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救治空袭伤员，设立难民收容所或建立平民住宅，向难民发放急赈和举办空袭被炸难民小额贷款，免费提供或廉价出售生活用品，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还专门成立服务总队保健院，救济空袭中被灾婴童产妇。僧侣也参加了空袭救济活动。“政府当局……能以最快速度……进行善后工作，使战时首部能在最短期内，恢复秩序，这是可喜的现象！……更可以促进政府与民众间的团结。”抗战期间，物价高涨，发放急赈或疏散费对广大难民来说是杯水车薪。政府缺少全盘统一的规定和安排，制约了救济效能的全面发挥。

——据谭刚《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散济》（1938—1943）等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晚清修律运动的开展，国内出现了学习西方法学的热潮，具体表现为大批青年分赴东西方学习法政，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法学传播的主体力量。

纵观近代法科留学的历史，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874—1895年）法科留学处于初始的无意识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省都没有有计划的派遣活动，但出现零星自费习法者，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赴欧留学生及在事人员中有少数接触西方法制或接受专门法律教育。第二阶段（1895—1911年）法科留学蓬勃发展，表现为中央提倡，地方响应，法政留学一时成为变法求才的首要途径。各种官费、公费、自费生分赴东西肆习法律、在职官吏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学术、亲贵子弟建习政法以固国本。其中，留日生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三阶段（民国以后），法科留学整体步入平缓发展的轨道，再未出现清末习法的汹涌热潮，留学运动向欧美国家扩展，法科留学呈现出日、美、欧同步发展的趋势。

据有关学者估算，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科留学生大约有4500名留学生归国后多任职于法律院校或司法行政部门，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自清末新政开始，近代中国立宪运动迭起，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在眉睫，独特的历史环境为法学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们在工作实践、教学研究中必然地传播法学知识、促进学术生长。

——裴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