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程碑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加之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探索的成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其次，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材料一   1937年时中国的大后方（含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仅有工厂237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到了1942年时，渝、川、康、湖、桂、滇、黔等西南地区和西北的陕甘地区的工厂数占全国90%以上，尤其渝、川、湖最为密集。

——据陆婷《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

材料二

——据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式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0，其中重工业尤为孱弱。“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据统计，从1952年到1957年，重工业投资比重由37.3%上升到45%，而轻工业投资比重则由62.7%下降到55%。

——摘编自谢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

材料二   1958-1960年，中国“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但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

——整理自【美】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材料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评选出劳动模范共计464人，其中工业模范208人，农业模范198人，部队模范58人。劳模代表人物主要有太行山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带头人李顺达，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等。1956年4月3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在北京召开，评选出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共计4703人，机械制造、建筑、铁路、纺织等行业劳模所占比例较高。先进生产者代表人物主要有孟泰、林巧稚、华罗庚、钱学森等。会议以全体代表名义给全国职工写了一封信——《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号召全国职工“要把建设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   “要和其他阶层的人民团结合作，艰苦奋斗”。全国各行业、各条战线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在会议期间欢聚一堂，交流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开展。

——摘编自姚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