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相当普遍，据统计，1954—1957年我国出版的爱情图书共有63种。从出版社的性质来看，1954—1957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中央一级的国营出版社，也有各省市的国营出版社，还有一批私营或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从出版的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其次是上海市，然后是陕西省和天津市，山西、山东、河南、辽宁、江苏、四川，而贵州与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出版了爱情图书。这一时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印数比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据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印刷10万册以上的爱情图书有23种。其中，出版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4就有11种，出版于1958年至“文革”发生前的有2种，而出版于1954至1957年的10种，约占总数的43.5%。整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主要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思想修养性、知识性普及读物。

——摘编自易图强、朱新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10年努力，科技期刊出版业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出版质量显著提高，处于向更高层次发展之中。但1959年后，科技期刊出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压缩，像全国各专门学会及中科院研究所等正在出版学刊都在这一时期停刊或休刊，1961年全国期刊种数减为410种，年总印数从1959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到二亿三千二百万册。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一次挫折。1963年后期科技期刊在缓慢中复刊，但60年代中后期，科技期刊出版业再次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破坏，一度出现空白，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二次挫折。

——摘编自朱联营《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党史三对

——摘编自《遍数风流还看今朝（百年大党面对面12）》

材料二   百年党史，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是命根子。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党的建设这个命根子。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摘编自石仲泉《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据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8年1月）

材料一 周恩来说:“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推动,国共两党密切配合,有效地发动了工农群众。在北伐前期,蒋介石、鲍罗廷、陈独秀等人,确定了首先以主力进攻吴佩字,而后消灭孙传芳,最后相继讨伐张作霖及其他军网势力的战略方针,和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

——摘自李晓红《北伐战争胜利原因探析》

材料二1935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他指出,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要准备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江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摘编自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材料三 第一届政协特邀人士中:有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宋庆龄,建筑专家梁思成,同盟会元老张难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忠庆,教育总长章士钊;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部力子;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此外,还有教育、科研、戏剧、老解放区民主人士、英雄模范人物、少数民族代表……由于周恩来身体力行和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各部门涌现了一大批政策观念强、民主作风好、在党外人士中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所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许多人与中共肝胆相照,视战部如自己的家,对党无话不谈,真可谓是统战工作的黄全时代。

——摘编自黄锦华刘昱《周恩来与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材料一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成立于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51年6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合资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波公司的成立在那个年代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和外交意义。1961年，中国急需进口粮食，中波公司当时仅有的7条货船直航美国、澳大利亚，不但运回了大批中国急需的粮食，还运回了急需的棉花种子和化肥。1980年波兰食品、猪肉供应短缺，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支援波兰8万吨冷冻猪肉。8条装有冷冻猪肉的中波货船到达波兰港口时，波兰百姓奔走相告。

——摘编自《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新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公司见证中波友谊》

材料二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联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在西方金融市场上筹集外资，同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设立银行。但是，由于他们向苏俄政府提供贷款的条件非常苛刻，难以接受，所以，仅从少数国家（如瑞典、英国等国）得到少量商业贷款。1930年至1945年期间苏联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在主要工业部门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苏联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由美国帮助建设的，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和军事生产部门。

——摘编自罗宝泰《苏联建国初期如何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

材料一   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和国共内战局势的系统性认知和整体性研判，党对这一时期的农地政策进行了策略性调整，即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支持农民的土地诉求，但并不公开宣传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实践。这一策略性表达的主要目的在于，既保持同农民阶级的密切联系，又避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而内战形势的逆转使得决策者的整体认知再次发生转变，领导集体认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材料二   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剩余。然而，小而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提供农业剩余。决策者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认知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小农经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将农民和土地有效地组织起来，可以解决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化劣势，而农业合作化正是对小农经济进行组织化改造的重要方式。通过制度化的“以农补工”，农业合作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当然，这是只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面向，其另一个现实考量是消除农业经济两极分化。

——以上均摘自万方亮《认知视角下中国农地政策的百年演进历程》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模仿苏联的办法，对快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苏联专家在鞍钢奉行的“马钢宪法”的企业管理模式，“马钢宪法”是当时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管理办法，即实行集权化管理，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繁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一管理模式与中国国情渐行渐远。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鞍钢人，实际上一直在设法突破“马钢宪法”的束缚。“一五”期间，鞍钢工人为新中国建设炼出了第一炉钢水。“一五”结束后，鞍钢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两参”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指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并把他们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多年来，“鞍钢宪法”一直是鞍钢的宝贵财富，他们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鞍钢宪法”精神，并不断赋予“鞍钢宪法”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摘编自辽宁日报2019年10月3日《“鞍钢宪法”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