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相当普遍，据统计，1954—1957年我国出版的爱情图书共有63种。从出版社的性质来看，1954—1957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中央一级的国营出版社，也有各省市的国营出版社，还有一批私营或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从出版的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其次是上海市，然后是陕西省和天津市，山西、山东、河南、辽宁、江苏、四川，而贵州与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出版了爱情图书。这一时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印数比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据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印刷10万册以上的爱情图书有23种。其中，出版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4就有11种，出版于1958年至“文革”发生前的有2种，而出版于1954至1957年的10种，约占总数的43.5%。整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主要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思想修养性、知识性普及读物。

——摘编自易图强、朱新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10年努力，科技期刊出版业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出版质量显著提高，处于向更高层次发展之中。但1959年后，科技期刊出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压缩，像全国各专门学会及中科院研究所等正在出版学刊都在这一时期停刊或休刊，1961年全国期刊种数减为410种，年总印数从1959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到二亿三千二百万册。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一次挫折。1963年后期科技期刊在缓慢中复刊，但60年代中后期，科技期刊出版业再次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破坏，一度出现空白，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二次挫折。

——摘编自朱联营《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材料一   新中国的建立使农村社会初步建立起了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借由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此实现了对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农村民主制度的建立。

——摘编自狄煜《基于ISM的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变迁影响因素研》

材料二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的社会管理没能解决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甚至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其变革也系势所必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行的双重农村改革不仅直接促成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系的全面解体，而且由此导致了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重建。

——摘编自戴利朝《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材料三   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治理法律体系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由政策主导逐渐转向法律法规导向。2002年相继出台《土地承包法》与《农业法》修正案，而后《个人所得税法》（2008）对于农业税的免除、《保险法》（2008）对于农业保险的增加都进一步体现了经济法对于农村基层治理法律体系完善的介入。

——摘编自张慧瑶《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

材料一 周恩来说:“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正是由于共产党的推动,国共两党密切配合,有效地发动了工农群众。在北伐前期,蒋介石、鲍罗廷、陈独秀等人,确定了首先以主力进攻吴佩字,而后消灭孙传芳,最后相继讨伐张作霖及其他军网势力的战略方针,和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

——摘自李晓红《北伐战争胜利原因探析》

材料二1935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他指出,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要准备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江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摘编自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材料三 第一届政协特邀人士中:有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宋庆龄,建筑专家梁思成,同盟会元老张难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忠庆,教育总长章士钊;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部力子;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此外,还有教育、科研、戏剧、老解放区民主人士、英雄模范人物、少数民族代表……由于周恩来身体力行和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各部门涌现了一大批政策观念强、民主作风好、在党外人士中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所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许多人与中共肝胆相照,视战部如自己的家,对党无话不谈,真可谓是统战工作的黄全时代。

——摘编自黄锦华刘昱《周恩来与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材料一   包头是沟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通要冲，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包头商业曾急剧发展。1926年后，多方军队驻防包头，军饷皆由地方支出。之后连遭荒旱，引发的鼠疫造成4000余人死亡。农牧凋敝，商业陷入长期萧条。1937年后，包头与西北各省商路基本断绝，人口由上一年的119614人剧减到65215人。建国初期的包头是一个以皮毛、粮食交易等商贸活动为主的城市。

——摘编自《近代历史发展背景下的包头城市职能演变研究》等

材料二   包头地区拥有白云鄂博铁矿，煤、石灰石、萤石、耐火黏土等辅助原料也应有尽有。1955年集二铁路建成，苏联通过它向包钢运输了大批建设所需的设备。包钢是建国初期“156项工程”项目之一，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学生和技术人员怀着建设新中国、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情来到包头，成为草原钢城的创业者。在土地征用和资源勘探等问题上，政府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感情，各厂矿还注重对少数民族建设人才的培养。1959年10月16日，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结束了内蒙古地区“寸铁不产”的历史。包钢和鞍钢、武钢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

——摘编自《“一五”计划与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

材料   1949年春，中共中央发出“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得知鞍钢2号高炉修复，炼出了第一炉铁水的消息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当即派李富春代表党到鞍钢亲自送“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锦旗，表达了对鞍钢为实现我国工业化而奋斗的殷切期望。1951年12月3日，李富春向党中央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17日，毛泽东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1953年底，鞍钢“三大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全部建成投产。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亲笔回信鞍钢工人：鞍钢“三大工程”“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王意恒等《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毛泽东与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