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史料一 唐代三彩壶。唐三彩制品在7世纪末和8世纪上半叶广泛用于陪葬品、此壶的形状源于古代伊朗的金属财品，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勿馆。 ——摘编自卡尔·梅耶和莎朗·布莱赛克《中国收藏者：美国人对亚洲艺术的世纪寻宝》 |
史料二 刻有楔形文字《汉谟拉比法典》的玄武岩石柱。据考证，埃兰王苏特鲁克纳悟特约于公元前1150年前后入侵巴比伦尼亚，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回苏撒。1901年12月，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一支考古队在苏撒进行发掘工作，发现此物，现存放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亚洲展览馆。 ——摘编自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
史料三 罗塞塔石碑拓片。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法国士兵发现石碑：1801年，英国战胜法国，石碑作为战利品之一移交英国，1802年入驻大英博物馆 ——摘编自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
材料二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之异与文明之同辩证统一。文明的差异不应成为制造冲突的理由，而应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正如大自然因多样生态而生机勃勃，文明也因多元融合而历久弥新。
——摘编自邱夏等《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播种希望——全球文明倡议的世界回响》
(1)根据材料一，说明三则史料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文明之异与文明之同”提炼一个论题，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陶寺遗址年代：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吠陀是印度古老的文献材料和文体形式，《梨俱吠陀》是四部吠陀中最早的，一般认为它反映了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时的情况。其中一首诗写道当他们分割普鲁沙（印度神话中的原始巨人）时，其口为婆罗门，由其双臂造成罗惹尼耶（刹帝利），其双腿变成吠舍，从其双脚生出首陀罗。
——摘编自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
(1)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指出材料一、二中史料的类别，并简述其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黄河流域与南亚次大陆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并说明理由。
| A．古代埃及社会发展进程最快 | B．考古比文献史料的价值更大 |
| C．文献史料与考古应相互印证 | D．当时埃及城市化程度已很高 |
材料一 在中华文明内部，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汇、相互浸染；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中华文明融摄中亚游牧文明、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中华文明正是在与外来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过程中，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兼收并蓄各国、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发展、壮大。
——摘编自李国强《中华文明生命力传播力及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材料二 两河流域对早期埃及的影响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主要包括青金石、滚印、雕刻艺术中的特定图案主题——如搏击猛兽的驯兽者、长颈猫科动物、带翅膀的狮身鹰首兽、盘绕花朵的蛇及行进中的动物行列等。上述传播至埃及的图案在两河流域的重要载体是滚印，它是两河流域独创的印章形制，目的是实现印章图案及铭文在泥球或泥板表面的面积最大化。迄今为止，在埃及已发现20枚左右两河流域风格的滚印。青金石质地的印章是两河流域滚印中最昂贵的种类之一。在两河流域，青金石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并与神祇和王权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物质文化因素在公元前4千纪下半期已经出现在埃及，在多地的墓葬遗存中均有发现，与此相反，在两河流域并未发现来自埃及的文化元素。
——摘编自欧阳晓莉《交相辉映：两河流域文化元素在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发现》
(1)根据材料一并运用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简述中华文明在互学互鉴中绵延不绝的史实依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河流域文化元素在埃及发现的史料价值。
| A．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 B．商品经济发展状况 |
| C．专制主义政治制度 | D．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
材料一 史料一 棉花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记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种棉花的情景：“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史料二 在秘鲁，考古学家发掘出公元前2400多年前的棉织渔网。
史料三 考古学家在距今4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墓中发现了罕见的盛有棉籽的器皿，以及木乃伊身上缠绕的棉布彩带。
材料二 早在1000年前，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棉花织造业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织造业。在19世纪以前，亚洲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
公元950年，在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和意大利诸城有了棉纺织业。
12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棉花产业中心。15世纪，德意志南部也出现了棉花产业。
18世纪初期，在发展棉纺织工业的过程中，英国人开展大量的间谍行动，窃取印度高超的生产技术。
公元1200—1800年，棉纺织品的制造和消费在世界各地稳步扩大：从中国、日本再到欧洲、北美，棉纺织品成为主要纺织品。
19世纪，法国最主要的贸易商品属棉纺织类；1860年，原棉贸易占美国所有出口货物的60%；同时期，印度、埃及、巴西等同样依赖以棉花为主的种植园经济。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等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棉纺织业的历史，分别指出其史料价值并作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棉纺织业的历史写一篇小论文。（要求：标题自拟，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 A．世界区域文明具有差异性 | B．西亚文明借鉴了古埃及文明 |
| C．神话传说的史料价值不高 | D．认知动物水平体现文明程度 |
| A．体现了佛教艺术西传的影响 | B．反映了种姓制度浸染佛教艺术 |
| C．凸显了印度文明世俗化倾向 | D．提供了东西方交流的一手史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