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乐”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孔子。而孔子的“乐”观念则集中体现在其弟子对其言行而进行编纂的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其中对《韶》和《武》两种音乐的观点，对于人生境界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这三维度，从中可以大体概括出儒家“乐”观念的基本内容，有力地说明先秦儒家“乐”观念已经初具雏形。孔子在编纂《六经》时，加入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乐”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孔子的毕生追求，是能够建功立业，希望达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孔子垂暮之年，发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慨，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追求，表达了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班小舒《先秦儒家“乐”的观念研究》

材料二   苏格拉底在建构理想城邦时认为，进行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理想城邦守卫者的美德。音乐教育的培养方式是让受教育者全身心地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就像另一个人那样言说时”，受教育者“完全同化于那个故事中的角色”。守卫者需要模仿那些勇敢、明智、虔敬、自由的人。持续的模仿会让守卫者在言行与思想上形成“习惯”与“天性”。受到良好音乐教育的人会对那些美好事物感到快乐并培育出节制的美德。如果能够按照苏格拉底所设想的那样，一个人从小就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等其有了理性判断，感性和理性达成和谐从而形成完整的美德，那么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自愿做恶”（“不自制”）的问题。

——盛传婕《柏拉图对快乐主义的接纳与拒斥》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华夏各国的上层家族都述说、记录祖先的起源故事，如此形成纷杂的古帝王、英雄传说。在各家族与地域人群的竞争与融合中，这些古帝王、英雄传说逐渐彼此串联起来，譬如，传说中的古帝王帝喾成为商人与周人的共同祖先。如此，逐渐产生了一个树状的华夏祖先源流体系。各地方的华夏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如枝叶般地依附在此华夏源流树上。在许多华夏认同的边缘地带，如汉代的蜀郡与会稽，人们更借着强化“舜东夷之人也”“禹兴于西羌”等历史记忆，来使得整个地区人群摆脱华夏边缘地位。到了汉代，以历史记忆凝聚的华夏，其边缘已大致确定。黄帝成了所有华夏的共同始祖，这就是这个华夏源流树的“根”，此后华夏多以黄帝子孙记忆来彼此认同。魏晋“五胡内迁”，纷纷宣称自己与华夏同源，后秦姚氏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大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宣称“大禹之后”。

材料二   古希腊历史上从家庭、城邦到部落同盟的发展过程所形成的认同感，在被灾难性的波斯入侵战争强化后，激发成为整体的民族认同。反波斯战争前的政治宣传便是利用了这种历史久远并逐渐增强与融合了各城邦的整体认同，以维护整个希腊民族的利益为由，向人们灌输反抗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同时，对蛮族缺乏理性、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特点加以渲染，突出自我与他者的重大区别来加强希腊人的优越感。通过提升希腊民族的整体优越性，来鼓舞人们支持正义的战争。事实上，凭借着如此得来的势气，希腊人，尤其是雅典，在重创波斯后顺势推进，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殖民活动。也就是说，政治宣传利用了逐渐成熟的“泛希腊主义”的影响，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偏离了这一理念原有的航道。

——据卜思嘉《欧洲人的认同：从古代“泛希腊主义”到欧洲联盟》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材料一 《摩奴法典》中的四种姓制

L.31.当时，（人类始祖）为了繁衍人类，他从自己的口、臂、腿、足，创造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L.88.他命婆罗门学习和传授吠陀（意为“知识”“学问”），执行祭祀，主持他人的献祭，并授以收受（他人敬献的财物）之权。

L.89.他将保护人民，行布施，祭祀，诵读圣典，屏绝欲乐，规定为刹帝利的义务。

L.90.照料家畜，布施，祭祀，学习经典，经商，房贷，耕田，为给予吠舍的职司。

L.91.但无上尊主对首陀罗只规定了一种义务，即服役于上述种姓而不忽视其功绩。

IX.322.刹帝利无婆罗门不能繁荣，婆罗门无刹帝利不能昌盛；婆罗门和刹帝利结合在一起而在今生和来世得以繁盛。

X.12.（低种姓男子和高种姓妇女结合）产生由于不洁的种姓混杂而产生的儿女，叫做阿瑜迦跋、刹多梨，以及人类最底下的旃陀罗（贱民）。

X.51.（贱民）要穿死者的衣服；以破碗为盘；以铁为装饰；常游走无定处。

X.96.出身低贱的人，由于贪婪，从事高贵种姓的职业卫生，国王应该立即剥夺其一切所有，并处以流放。

——杨共乐主编：《世界上古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在进入印度之前，雅利安人分为军事贵族或武士、从事祭祀的僧侣和普通牧民三类群体（征服印度后）那些被征服的印度原住民和沦为卑微奴隶的人被视为最低贱的等级……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等级的差别逐渐以制度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朱寰主编《世界古代史》

《摩奴法经》的根本精神是人从思想上接受和承认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个人生活上的痛苦都是前生所种下的“因”所致，因此要认识今生的痛苦乃是不可避免，并且也不当求免的。如果有意避免今生的痛苦，那只有加深自己的罪恶，种下恶因，而来生将遭到更多的痛苦。……这样，以因果轮回的宗教说法来解决现世社会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的结果，就是避免对现存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产生怀疑与动摇，因而大大地加强了它。

——《世界古代史纲要》

（印度）历史上较大的外来民族的征服，现在知道的就有十多次，如雅利安人、马其顿人、塞种人、贵霜国人、匈奴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莫卧儿人以及近代英国等。

——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