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是由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周王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包括丰镐和洛邑）被称为“中国”。西周文献中的“中国”也被比作“夏”，大多指向周王族，故“夏”均为单数；这时的“蛮夷”既有受封为异姓诸侯者，也有游离于西周之外者。春秋时期，“夏”逐渐扩展为“诸夏”“华夏”。“中国”不再是周王室独享的领地和权力中心。《左传》记载，东夷诸国与鲁国朝贡多达数十次；齐鲁“夹谷之会”时，齐景公曾奏“夷狄之乐”。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影响力的式微，政治共同体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华夏共同体。诸侯兼并大大拓展了华夏间的深度同质化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华夏文化认同日趋强劲。战国时，诸侯追求的是变法图强，以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中国”境内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一统，即“以中国一统”。战国诸子津津乐道于对华夏共祖的探究，对“夷夏”是否一体则鲜有关注。

——摘编自武沐等《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曾将古希腊城邦定义为“一个政体之下的公民共同体”。这里的“政体”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为“城邦制度”。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城邦制度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立法。著名的例子有斯巴达的莱库古立法和雅典的梭伦立法，此外还有米提林的皮塔科斯“制定了法律，但却未建立政体”等记载。有的“立法者”不仅为自己的城邦立法，甚至还为其他城邦立法。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的政体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的。现代西方社会高度分化，人们的民主生活和希腊城邦公民共同体生活全然不同。古代希腊人并未完全发展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必须限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即使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公民个体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实际上置于公民集体的监督之下。尽管苏格拉底并不认同民主政治，但他最终还是遵从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愿逃避城邦对他的判决。

——摘编自黄洋《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材料一   地中海沿岸各个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和影响的现象，早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就已经被学者们注意到了。德国著名古史学家迈耶的《古代史》本来写的是西方的古代史，但他把地中海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因此，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开始叙述。20世纪初出版的《剑桥古代史》的主编伯里也认为，西方文明的根源不能到西欧和北欧的凯尔特人和森林中去寻找，而要到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那里寻根。因此该书写的是西方古代史，却也是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开始的。

——摘编自《文化交流与传播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二   “堕落之海”一说源自柏拉图的著名论断。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城邦应远离海洋这个又咸又苦的邻居，……海洋会使城市充斥商人和小贩，培育的灵魂具有易变和多疑的习惯，从而使公民不仅相互之间不信任和不友好，也对全人类不信任和不友好，并由此产生出众多精巧的罪恶。不唯柏拉图对海洋持有消极看法，古希腊哲学家大多倡导城邦的自给自足。为了减少海洋给城邦带来的恶劣影响，他们所构建的理想城邦大多离海岸有一定距离。换言之，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便捷的交通不利于维护城邦的正常秩序。

——摘编自陈思伟《微观生态视角下的地中海研究——评地中海史研究》

材料三   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欧洲主要的远距离贸易商脱颖而出，就把欧洲经济力量的重心由意大利和地中海永远移到了大西洋。由于被剥夺了作为东方贸易主渠道的地位，热那亚成为西班牙的银行家，威尼斯逐渐成为旅游城市，大西洋诸港口则船只往来不断，以其财富声名远扬。

——摘编自(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一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已不断对“美”进行探索和追寻。柏拉图说：“我们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在柏拉图看来，实现美的途径就是艺术，就是通过音乐、舞蹈和美术等艺术形式，通过对美的模仿以获得美感，从而实现美育的功能。

——摘编自秦宾、刘忠伟《古希腊“三贤”美育思想概论》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因此，孔子提出以“仁”释“礼”的策略。他认为，通过对人们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的培养可以使仁爱精神广泛传播，因为美具有感人心、动人情、启人怀、移人性的功能，无论是对于政治还是社会环境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儒家学派认为，诗歌、音乐等都可以起到陶冶人情志的作用，将人塑造为具有完美人格的人。儒家美育对于传统美育绝不是简单的概括和总结，其重要性在于创立了独特的美育思想理论体系，并将之付诸实践，为当时的社会做了突出贡献。儒家美育思想的理论完整、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在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都发挥了作用。

——摘编自聂苏《先秦儒家美育思想研究》

材料

材料一 孔子（前551—前479年），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诸侯，晚年回到了鲁国从事讲学。在教育对象上，孔子倡导“有教无类”，这一口号的提出不仅使“私学”走向了兴盛，而且为战国社会变革奠定了人才基础。在教学实践中，孔子重视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在学习过程中，要多听多看，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持存疑态度。同时孔子还主张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要做到“不耻下问”。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主张。面对学生，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培养目标上，他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在我国教育史和选官制度变革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鉴于孔子在教育上的贡献，国际学术界尊其为世界古代十大思想家之首。

——摘编自朱邵侯、齐涛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曾在雅典创办过阿加德米学院。在教育作用方面，他认为良好的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卫国者的保证。他认为教育在改造人性上也有着巨大的威力，因此他要求国家严格控制教育。柏拉图的最高教育目的则是要培养“哲学王”，经过教育的培养的精英可以成为优秀的哲学家，最终成为统治者。在教育对象上，他主张“精英”教育，应该从第一、二等级中选出最优秀的年轻人进行学习。在教育方法上，柏拉图提倡启发诱导，他认为，只要经过启发，没有学习过的人也能自觉地推导出数学、几何等公式。柏拉图以上的教育理念对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陈桃兰《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