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中叶后，无论是商业性农业还是民营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商品种类与数量迅速增加，出现了全国商品大流通，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江南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商人集团，如徽州商人集团、江苏洞庭商人集团等。可是，当时国内投资领域狭窄，庞大的资本无法找到出路，必然要流向海上，发展私人海上贸易。中国海上贸易出现了转型期，即从传统的官方朝贡贸易逐渐演变为新型的私人海上贸易。

——摘编自林仁川《论十七世纪中国与南洋各国海上贸易的演变》

材料二   17世纪初全球贸易的中心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欧洲。当时东来的欧洲商人，诸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在东亚海域贸易中的地位都只是从属于中国商人。他们在无法取得与中国直接贸易的情况下，利用在中国商人经常去的地方建立基地，把中国商人载运到那里的货物再转运到世界各地以赢利。贡德·弗兰克评论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美洲白银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据支配地位。”

——摘编自李金明《17世纪初全球贸易在东亚海域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   明初政府实行开中法，商人替政府运粮后可以换取政府的盐引，促使占得地缘优势的晋商发展起来，突破地区限制，北上南下贩运盐茶，垄断西北边贸市场。明洪武年间为了恢复经济，政府在山西组织了大规模的向外移民，他们不时与原籍发生往来，促进了晋豫商路的发展。清朝晋豫地区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在各级市场上得到了快速流通，区域性差异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初《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茶叶贸易增加，恰克图几乎成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市场，也成为晋商活跃的地方。晋豫商路经过明代及清初的发展，到了清中叶达到了繁盛。此时，两省商帮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贸易，并在商路沿线建设会馆，将两省各自特色的产品经晋豫商路转至全国各地。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17世纪，英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并逐渐从一个商业贸易公司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闽商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身为中英两国的贸易集团代表，贸易往来频繁。由于中西长期以来各方面的差异，两个贸易集团也存在诸多不同。闽商早在唐宋时期便兴起，有着丰富的历史沉淀，闽商注重诚信道义和家族观念。英公司与其相比，存在时间则短了许多，没有内在的文化积累，只是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发展壮大。清朝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商业允许的活动范围虽已恢复，但是经过多年的海禁以及郑氏海商集团的覆灭，中国闽商的实力早已大不如前。明代以前，闽商是封建专制统治下小规模的海上贸易集团，受制于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之后政府管控开始冲破禁令，发展出了私商，但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的小型民营产业。英国东印度公司前期是一个商业股份制公司，后来成为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工具。

——摘编自傅晨溪李金云《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闽商贸易往来的研究》

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批脱离乡村而没有成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镇兴起，打破了旧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城镇。从明朝初期，城镇主要发挥政治控制功能。永乐以后，沿运河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明前期，城镇居民统一编户，阶级结构相对简单。明中叶以后，城市中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寄生者大量增加，旧的社会等级受到挑战，金钱成为决定社会地位主要因素，商人成为独立而特殊的群体。十大商帮中有九个是在明中叶兴起，商人为取得政治地位，保证自身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必然途径。

——摘自商传《论明代中后期是半等级社会》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商业中心转向大西洋沿岸，一批国际商业中心城市建设兴起，并一直居于欧洲最重要城市的行列。伦敦以它为核心形成了英国国内市场网络，并在此与国际贸易体系连接，控制了英国进出口贸易的80%以上。伦敦在1500-1750年间膨胀性发展，人口从5万人增至65万人。阿姆斯特丹是西欧最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驱动着世界总吨位一半以上的航海商船。新航路开辟后，里斯本迅速成为西欧至印度洋航路贸易体系的中心，是东方产品输入欧洲的主要口岸，每年从里斯本转运至西欧各地的香料多达7000吨，1700年人口发展到近20万人。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中心和行政中心。16世纪西班牙航海探险活动多从这里出发，随着大西洋贸易兴旺以及美洲金银矿开采，塞维利亚成为西班牙贵重商品贸易的唯一港口，其财富令人艳羡。

——摘编自刘景华《欧洲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