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荷兰地区的风俗画形成于15、16世纪之交，受到人们的喜爱。康坦·马西斯为风俗画的创始人之一，他开创了尼德兰风景画家与人物画穿联合创作的先例。昆丁·马西斯本来也是一位宗教画家，后来才慢慢转向风俗画，而这幅《银钱兑换商夫妇》则被美术史家称誉为 “开辟了近代美术猫绘日常生活的先河”。《银钱兑换商夫妇》描绘的是安特卫普出现的金融 业务的最早商业形式——钱铺，它是银行的雏形。画中这一对夫妇，男的是钱铺掌柜，他正在用戥子称金银，女人悠闲地翻着画册，眼睛却注意着丈夫的活动，这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桌面上有一面凸镜，镜内照出这个房间长方形的窗子，透过窗户还可以看见街上的房子与树林。

该图有多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左图）是尼德兰杰出的画家马西斯创作于1514年的作品，题为《银线兑换商夫妇》，而另一幅（右图）只是该图的变体画而已，其作者估计是另一位尼德兰画家马林努斯·凡·罗棉斯瓦莱，所谓变体画，是指画家对同一画题，用不同的构图、表现方式加以处理的作品，除最先或最主要的一幅外，具余的都可称作变体画、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时代，变体画的大量涌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摘编自伊丽达等编著《图说西方绘画艺术》

材料一   中古后期，西欧大学主要由学者们自发形成和组织，受救皇控制，50%以上集中于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南部，其教学与研究以经院主义哲学为核心，辅之以医学、法律等专业学科。14—16世纪，国家或民族教会创办的大学迅速增加，许多城市也在原主教学校、法律学校等的基础上相继成立大学，其分布范围向整个欧洲扩展，希腊语、修辞学和文学等“博雅课程”被认为能“发展那些蕴涵于人身心之中的最高才能”，而日益受到重视。

——摘编自易红郡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变迁》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西欧各国政府新创办了各类国立农学院、高等商学院及多科性技术学院等一批新大学，主要训练管理人员和科技人才，拿破仑还授予巴黎多科工艺学校“为了祖国的科学与荣誉”的旗帜。此外，企业家也创立或资助了一批大学，如欧文斯创办的曼彻斯特大学。牛津、剑桥、巴黎等传统大学在古典学科与神学之外，加强了对自然科学课程的研究。各大学相继设置了图书馆和实验室等研究设施。此外，大多数大学中兴起了诸如德意志“青年协会”式的学生组织，号召“民族团结”“为祖国服务”，反对犹太主义与斯拉夫主义。

——摘编自贺国庆《高等教育的重大转折——工业时代欧洲大学的变革》

材料一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必须首先训练身体，然后启发其理智。所以，我们开始要让少年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教师将培养他们身体所应有的正常习惯，竞技教师将授以各项角赛的技能”。但是，与斯巴达相比，雅典的体育教育多了一些内涵，即将其作为培养健美的体格、完美的人格的一个重要环节。体育训练在道德培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科林斯人谈到雅典人体育训练时说：“至于他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雅典人认为，人的身体也体现了和谐，因为它是由适当的尺度组成的。因而对于人的身体是能够作数学分析的。柏拉图指出：“为身体的健康而实施体育；为灵魂的美善而实行音乐教育。”

——摘编自苏振兴《论古希腊教育文化》

材料二

15～16世纪，法王查理八世、西班牙国王腓力一世、英王亨利八世等都是体育运动“拥趸”。足球、射箭、摔跤、投石、门球、槌球、网球以及冬天的滑冰、冰壶、雪橇等体育项目都得到了开展。在亨利八世引导下，射箭在英国民间得以广泛开展。无论在城市还是乡间，许多意大利年轻人都会成群结队地参与一种被称为“bohorts”的军事体育游戏。无论是“快乐之家”等新型学校，还是最新出现的文科中学或者普通高中，抑或是大学，都将“体育活动”写入校规。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亨利七世，都曾建造过专门的网球场，亨利八世更是在汉普顿宫和白厅各建造了一座网球场。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被认为“球类游戏馆比教堂还多”。

——摘编自万宏《文艺复兴时期体育勃发思想基础及启示》

材料一   自正德以来太仓银库的收入总数，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正德初年149万两，嘉靖十一年（1532年）243万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295.7116万两，万历五年（1577年）435.94万两。万历之前，江南实行的“征一法”，江西的“鼠尾册”，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句田亩转移的内容。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请查溢额脱漏，国家掌握的田亩数达7013976顷，此弘治时征税田额增多了300万顷。在这个基础上，于万历九年（1581年）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摘编自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等

材料二   从16世纪开始，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出现的显著变化是，从各个文明的独自发展演变到全球步调一致的共振期，即“共时性发展”时期。

——摘编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材料   追求幸福是全人类的最大愿望和永恒主题。几千年来，人们为追求幸福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心中充满了诸多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西方幸福观

——摘编自孔德生、黄晓天等《西方幸福观的历史回眸与现实思考》

材料一   14至17世纪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急剧变革，西方文化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出现了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标志的近代化转型。文艺复兴把人们从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确立了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在文学、艺术、政治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新文化。宗教改革则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一统天下局面，实现了教会的民族化，建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完成了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近代化改造。

——摘编自马敏、邢来顺《近代西方文化的转型之文艺复兴》

材料一   西方文化转型过程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观点在欧洲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传播，后来又在世界其他地区蔓延。但是它们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和胜利也是有代价的。有些代价虽然在当时表现不明显、不突出，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暴露在了社会面前。首先，“它毁弃了曾一度被实质性传统、基督教信仰以及对于祖先的孝敬、对家庭和其他机构中的权威的恭敬所占据的大部分领域”，并“头痛地发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困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转型时期带给社会伟大进步和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精神危机，引起了人们的信仰迷茫和对生存意义的失落。这种代价同社会转型时期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突飞猛进是密不可分的。

——摘编自李钢《近代西方文化转型的代价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