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整个18世纪，欧洲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科学方面，人类理论知识实现巨大飞跃，“知识就是力量”渐成世人的普遍心态；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各个阶层都以物质利益为对象而进行生活和生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卢梭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在卢梭看来，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本身，要培养人本身而不是一个社会角色，就必须根据儿童各自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对儿童进行符合其自身特点的自然教育，决不能不顾个性，只求共性。此外，他还认为人拥有一个先天的善良本性，但因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善良本性逐渐被“污染”，因此要尽可能杜绝外力对儿童的影响，不让任何外在的情感和观念得以传播，以影响儿童的自然成长。

材料二   马克思认为教育应当首先是人的教育，而非“角色”教育；需要培养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他还指出人不拥有任何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先验本性，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理想教育场所的选择应自觉地融入现实社会，作为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此外，他还强调合乎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仅仅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个前提，而不是根本，更不是全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赵义良《论马克思对卢梭教育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中世纪时，欧洲的度量衡非常混乱，教区、庄园、封邑各有其度量体系。17世纪，科学家提出应从“自然”中寻找精准的尺度。1791年，法国科学院决定以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作为一米。为了避免带有国家色彩，采用古希腊文metron（度量）一词来命名。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声明，过去的度量衡让人想起可耻的封建奴役，岂能容忍用“国王的脚（原有度量单位）”来丈量法国的土地。同年，法国宣告正式推行公制度量衡。从此，“整个计量体系源自同一个与地球紧密联系的普世恒定的标准，这被看作是理性、平等与博爱的象征。”伴随着拿破仑战争，公制的理念1800年法国宣传十进制单位的版画在欧洲传播开来。

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参观者抱怨机械展品的度量单位千奇百怪，给机器制造和国际贸易带来不便。1875年5月20日，17个国家在巴黎签署《米制公约》，决定设立国际计量局，为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测量体系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公制已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贯通科学家与普通人民生活的计量单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