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一般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解释这些中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

材料一 18世纪的中国以物质技能和经验科学而论，都与欧洲不相上下，尤以伦理道德、政治实践见长于欧洲。中国茶文化雄霸英、法、荷兰，华瓷已随茶文化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欧洲日用器皿的大宗商贸。由茶文化牵动的中国装饰艺术、饮食文化与庭园艺术也在欧洲熠熠生辉。中国的君主政治也曾是法国朝野主张改革的人物追求的楷模。

——摘编自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的由浅入深的被引进中国。以仿造西洋船炮、改铸传统火器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引进与创新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段研究船械的热潮。与此同时，数学、化学、医学等科学也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到20世纪初，清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政策，鼓励发展科技，中国科学家队伍开始形成，许多留学归国的学者们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的思想，其工作成就为国际所公认，这标志着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确立。除此以外，西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等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一些非农地区。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   正如杜威所说：“在教育文献里，人文主义通常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它表明一种突出的理智倾向，这种倾向标志着在15和16世纪出现的知识复兴。”这种“突出的理智倾向”，开始时是由笛卡尔、弗朗西斯·培根、拉伯雷和夸美纽斯等确立的。笛卡尔主张人是能思考的主体，人因其思维运动而确证自己的存在，他说“我的灵魂，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培根强调理智的经验主义取向，改变了传统的知识观念，扩大了知识的范围；而拉伯雷“无疑是第一个把科学列入值得人类思考的首列学科的人”，当然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夸美纽斯则提出了“泛智思想”，主张“将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

——摘编自夏剑《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后人类时代的教育学之思》

材料   下面是近代中西方部分学者关于“文化”概念的阐释

——摘编自马炳帅《近代中西“文化”概念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