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孟子的人性观康德是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显赫，被尊为“亚圣”。尽管康德与孟子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的思想系统，探讨领域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但是他们在道德问题上的探讨却有着诸多相似、相通的思路和见解。

材料一   康德的道德哲学一再强调：人是目的，是世间最尊贵者。康德说：“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康德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提升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他的“至善”的追求并不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在幸福的追求中，人是作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的感性欲望。而在德行的追求中，人却只是目的，是非工具性的。

——张群赵婷婷《孟子之“仁”与康德之“至善”的比较》

材料二   虽然孟子的性善论和康德的善良意志论没有对人性能力做出特别界定，但是这两种理论都蕴含着对人性能力某一方面的认识。性善论是从总体上肯定人性能力的基本面是向善的。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与后天的材质、才能等没有直接的关系。人性之善通过人心以及人心所激发的人的道德行为显现出来。人性从本质层面的显发，到人心对仁义礼智德性的激发，其向善的趋势是主动而稳定的。因而孟子的性善论对人性能力的要求是整体的，包含着从本质层面到实践层面，最后到操作层面的能力。善良意志论集中以人性能力的实践方面为依托，通过对意志选择能力的截取，指明了意志走向道德规则之路的必然性，为普通的理性主体成为道德自觉的行为人提供了实践理性的保证。从这个角度说，善良意志论主要针对的是实践价值层面的人性能力而言的。故此我们认为康德的善良意志论对人性能力是截取的。

——戴兆国《孟子性善论与康德善良意志论之比较》

材料   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一般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解释这些中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

材料一 18世纪的中国以物质技能和经验科学而论，都与欧洲不相上下，尤以伦理道德、政治实践见长于欧洲。中国茶文化雄霸英、法、荷兰，华瓷已随茶文化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欧洲日用器皿的大宗商贸。由茶文化牵动的中国装饰艺术、饮食文化与庭园艺术也在欧洲熠熠生辉。中国的君主政治也曾是法国朝野主张改革的人物追求的楷模。

——摘编自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的由浅入深的被引进中国。以仿造西洋船炮、改铸传统火器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引进与创新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段研究船械的热潮。与此同时，数学、化学、医学等科学也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到20世纪初，清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政策，鼓励发展科技，中国科学家队伍开始形成，许多留学归国的学者们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的思想，其工作成就为国际所公认，这标志着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确立。除此以外，西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等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一些非农地区。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