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邦兴起，然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14、15世纪，意大利的城邦之中，众多的贵族从事银行业或商业经营。部分市民阶级靠着商业发家，逐渐跃入贵族阶层。新兴阶层为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封建统治与天主教会的神学独断。一度湮没千年的希腊罗马文化被大规模发掘、整理和研究，一时成为风潮和时尚。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思想家们认为经院哲学派的逻辑学过于枯燥无味，并且与实际生活毫无联系；相反他们宁愿选择“人文学科”，其目的在于学生们有道德，使他们为了履行国家的社会职责而准备做出最大的贡献，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强调，在上帝所有的造化物中，人的“尊贵”是最优秀的，仅次于天使，人具有掌握自己命运和在尘世间幸福生活的能力。

材料二   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所有的偏执中，伏尔泰最痛恨宗教偏执，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愚蠢的迷信基础上；“迷信越少，狂热越少；狂热越少，痛苦越少”；他特别认为英国的议会制度比法国的专制制度更可取，同时国家政策导致无意义的战争时，这些国家的行动就是犯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有相当部分似乎认为外部条件迫使人们按不同的方式活动，人们对此束手无策。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理想主义者，他偏爱英国式的独特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有绝对权力确保人民的自由权利。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美】伯恩斯《西方文明史》

材料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赞扬中国君主的道德，他在转述雍正皇帝关于各地处理重罪案件，必须呈送皇帝御览，否则不得对人犯处以极刑的谕令时，发表了如下议论：“颁布这一敕令的理由有二。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 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伏尔泰对处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儒学文人也充满敬仰之情，“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陷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对中国文明的高度赞美和对中国开明君主社会的向往使伏尔泰将中国奉为理性社会的圭臬。他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竭力推广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他指出“由于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以侧击路易十四崇尚的专制和不明白什么是宽大、容忍的缺点。孟德斯鸠认真研究朱子学中的世界观、宇宙生成论及政治理论。在中国理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观中，孟德斯鸠看到的不是传教士所抨击的无神论，而是宋儒的法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和‘礼法，应与时宜之’思想中得到启示”，在传世之作《论法的精神》的第一章，就开篇明义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也有自己的法。”……孟德斯鸠也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创建其“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思想灵感。他指出正因为没有“法”的精神，中国“在开国初的那三四个君主以后，继任的君主就成为腐化、奢侈、怠惰、淫逸的俘虏”；“人们曾经想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可是任何事情一旦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就丧失了自身的力量。”

——摘编自郭丽娜、康波：《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因素》

材料一   启蒙运动，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所进行的第二次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提倡科学技术，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启蒙”一词，德语为aufklorung，英语为enlightenment，意为启迪，在启蒙运动中引伸为用近代哲学和文艺的文化知识的光辉照亮被教会和贵族专制的迷信与欺骗所造成的愚昧落后的社会，恢复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不仅在文化部门展开，同时也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科学、哲学乃至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

——摘引自朱光潜《西学门径》

材料二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为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出现暴政，宪法在中央政府设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平等而又独立，并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各级联邦法院。宪法又规定了三个部门相互制衡的许多条款，以防止可能出现国会专制、总统专制或法院专制。当时，许多国家都处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人民的权利任意受到侵犯。

——摘引自杨鹏飞、李家莉《欧亚文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