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约翰·洛克1632年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郡一户度诚的清教徒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律师和商人。洛克于1652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波义耳，且在其科技实验中担任助手。他曾流亡荷兰，参与了辉格党人反对唐姆斯二世专制统治和复辟天主教的斗争。1688年“光荣革命”后回到英国。1690年他所写《政府论》出版，提出“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政府的最高权力，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立。对外权涉及到和平与战争、外交与结盟，但行政权与对外权很难分开和同时由不同的人所掌握。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为了保障自由就必须防止权力的滥用。他强调每一种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贵族团体和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平民的团体应同时拥有立法权。两者有各自的议会、各自的考虑也有各自的见解和利益。”“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司法权是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的权力，不能为某一个特定阶级或某一特定的职业所专有，而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出的一些人所组成的法庭。“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材料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赞扬中国君主的道德，他在转述雍正皇帝关于各地处理重罪案件，必须呈送皇帝御览，否则不得对人犯处以极刑的谕令时，发表了如下议论：“颁布这一敕令的理由有二。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 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伏尔泰对处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儒学文人也充满敬仰之情，“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陷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对中国文明的高度赞美和对中国开明君主社会的向往使伏尔泰将中国奉为理性社会的圭臬。他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竭力推广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他指出“由于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以侧击路易十四崇尚的专制和不明白什么是宽大、容忍的缺点。孟德斯鸠认真研究朱子学中的世界观、宇宙生成论及政治理论。在中国理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观中，孟德斯鸠看到的不是传教士所抨击的无神论，而是宋儒的法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和‘礼法，应与时宜之’思想中得到启示”，在传世之作《论法的精神》的第一章，就开篇明义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也有自己的法。”……孟德斯鸠也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创建其“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思想灵感。他指出正因为没有“法”的精神，中国“在开国初的那三四个君主以后，继任的君主就成为腐化、奢侈、怠惰、淫逸的俘虏”；“人们曾经想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可是任何事情一旦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就丧失了自身的力量。”

——摘编自郭丽娜、康波：《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因素》

材料一 对于孔子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它不同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中国政府在伏尔泰心中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不管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又或者是孟德斯鸠对中国态度的有褒有贬，启蒙思想家都把与自身文化相异但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先后发表《法国游记》《法国大革命史》，国内至少有六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著。同时，《人权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译文介绍也竞相出现。文艺界还创作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小说、杂剧、诗歌。1906年，有人称之“易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法人风潮能及全欧，中国风潮之及全球也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