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材料一   当时，专制王权的加强和民族意识的增长已成为西欧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结果必然是对罗马教皇和教会特权的剥夺。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日益壮大，他们对教会占有巨额财富并享有征税特权十分不满。为了追逐利润，他们需要剥夺教会的经济特权，因而，西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是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

——摘编自齐涛《世界通史教程》

材料二   启蒙运动一开始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集中在思想领域，对理性思想的高扬使它实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向现代的转换。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巨大且深刻的，经历了启蒙运动的西方文明再也不同于从前。占主宰地位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陷入了守势，要求废除王权，建立民主政体，还政于民成为西方社会政体的主流。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成为随后西方人民斗争的动力和目标，一个具有极大进取精神和不断发展的西方社会出现在了人类舞台上。

——摘编自徐新《西方文化史》

材料

——摘编自郭成伟、马志刚《近代中西文化启蒙及法制建设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