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中国人对“西学”态度转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欧洲学者对“中学”的态度。分析当时“中国热”现象的背景和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7世纪以来，阿拉伯商人活跃于广州、泉州、杭州诸港，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官制学校、民俗宗教、货币商贸等的记载不断丰富。据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中国人甚富裕，乐安居……中国人技艺上特别之天才，即希腊或他种人亦当退避三舍也。”“刺桐港(泉州)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世界上无一国开化文明，人口繁盛，可与中国比拟。”
——摘编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材料二 在17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加文明和礼貌”，中国是“欧洲的典范”，中国的伦理和德政是解救邪恶的正确道路。18世纪晚期，西方逐渐出现批评中国的声音，马戛尔尼就在日记里描绘着清朝的落后和愚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样貌等，遭到西方的全面批判，“劣等他者”成为描述中国形象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材料三 抗战时期，许多外国人来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考察，报道“另一个中国”。他们记录下的边区是全中国最接近真正民主政治的，豆选、燃香烧洞等投票方式保障了一切阶级的选举和参政权利。曾经“荒凉的陕北”，已变成“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已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无苛捐杂税，“在这儿旅行安全极了，简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中立的“旁观者”身份和视角，帮助他们向世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善良有效而认真”的形象。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
——摘编自雷艳芝《从外国友人的延安叙事看中国共产党的善治形象》
材料四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当前，中国的世界形象存在着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挨骂”现象还大量存在。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
——摘编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古时期阿拉伯世界的中国观，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17世纪以来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中国共产党善治形象的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延安叙事”的重要意义。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时期加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婚姻观与中国古代婚姻观的最大差异。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贵族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姻的婚姻观。
(4)综上，谈谈你对不同时期出现不同婚姻观的认识。
材料一 权利（按现代义的“rights”）一词在西方是近代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中国古代没有权利的现代解，但就“得到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利益”而言，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也是存在的，正如罗马法中没有权利一词，但古罗马人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可以在罗马法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权利（现代义）在古代中华法系中未得到足够重视。司马迁历数各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式各样追逐权利的情况后总结道：“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还说：“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其中的“用文持之”的一种学术解释就是“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
——摘编自方宇军《中国历史上的权利》
材料二 近代以降，民权一直被看作解决中国问题，打开中国枷锁的扣结。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孙中山创立了系统的民权理论，认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是“民权主义”。新文化运动后，民权观念日益强化，权利被当作一种新道德，人们甚至用道德的种种属性来评判权利。但是，20世纪中国权利生长的“另一方面”是关于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总是处在矛盾和反复之中”，难以落实。百年以来，国内民权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传统文化中心主义，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对西方理论完全排斥；二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对西方的东西照抄照搬；三是文化改良主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摘编自余少祥《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材料三 在现代国家，人们一般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公法权利指的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在公法权利实现中负有责任。以社会权（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为例：由于权利主体难以通过自由谈判、公平竞争和自我奋斗去实现，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日本学者大须贺明认为，社会权是与福利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为此国家要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现代契约法已发生了“有重大意义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某些权利从私法权利上升为公法权利的过程，也是国家在私人领域积极作为的体现。
——摘编自余少祥《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权利观，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华法系对“权利（现代义）”不够重视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方权利观念的传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的知识，列举“国家在公法权利实现中负有责任”的具体例证。
(4)《人权宣言》（1789年）宣称：“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近代西方权利观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