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请辞临时大总统，并在他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用意，“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尽管后来袁世凯践踏了这个约法，但它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再是任何人所得而私，这便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美国制宪者认为，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权利托付于情绪化的民众，缺少一种精英的理性慎思明辩和权力的必要集中，其后果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民粹政治……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力的但又受到约束的政府。代表们既想建立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府，又要竭力保护各州已经拥有的重要权力；他们既希望联邦政府的权威得到有效的施展，但又要防止不同利益集团对政府权力的垄断；他们既反对贵族或寡头政治，又害怕简单无序的“暴民政治”，正因为有这些忧虑，1787年的宪法格外注重权力的分割与制约。

——摘编自万绍红《共和主义与美国宪法的主要原则》等

材料三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

材料 近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论在单个国家，还是在全世界，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动荡的而又反复的过程。一开始表现为思想家的构想，然后，政治家借助群众的力量将其细化为若干改造现行政治生活的要求。这种要求起初可能是温和的、建设性的、改良性的，以后却可能变得激进。再者，胜者或暂时胜者一方将其形式化、法律化，固定为一种永久性的、历史性的进步。

——摘编自应克复《西方民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