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21年，英国近代责任内阁在才华出众的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领导下正式形成。1742年，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因失去下院多数议员的信任，被迫率领内阁全体辞职。此后，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内阁失去下院多数信任必须辞职”的条例——出现。到1784年，小威廉·皮特通过改革抑制了当时英王乔治三世的专权倾向，他的改革得到了新议会的大力支持，皮特解散了下院重新选举议会，此后皮特主持内阁17年。由此，责任内阁制形成，内阁开始总揽国家行政权力，对议会负责。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得到进一步强化。

——摘编自魏茂莉《探析英国的内阁制》

材料二   20世纪初期，清廷试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而有“今日急务，莫要于先立内阁，统一中央行政机关”，以及“各督抚请先立责任内阁之说”。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筹设责任内阁，并由奕助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但由于内阁成员共计13人，而满族成员高达9人，其中皇族更是独占7人，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不仅由皇族奕助担任总理大臣并对君主负责，甚至在国务大臣的人员构成中，皇族也位居多数并占有重要席位。

——摘编自熊元彬《历史的再审视；清末“皇族内阁”研究》

材料一   16、17世纪，英国人为学习外国语言，观察外国的文化、礼仪和社会，纷纷涌向海外，前往欧洲大陆学习、游历。海外旅行逐渐成为深受英国绅士欢迎的一种教育实践，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大旅行”则发展成为该实践的典型形式。18世纪中期，托玛斯·纽金特在编著《大旅行》一书时，称赞旅行是“一种明显旨在以知识丰富头脑、订正判断、去除教育偏见……成就完美绅士的习俗”。事实上，在18世纪，“大旅行”得到强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游历让年轻绅士在比较中认识到本国的优越性，从而最终让他们更加依恋自己的祖国。

——付有强《近代初期英国人对教育旅行的论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时，英国进入到了大众旅游的新时代。1841年7月，英国旅行家托马斯·库克组织了各类游客500多人，从莱斯特包租火车，来到35公里外的拉夫堡观光。在连续组织类似活动的基础上，他成立了世界上首家商业性质的旅行社，现代旅游组织形式由此诞生。库克还于1845年首次编写了旅行指南，介绍旅行中应观赏的景物。在某种意义上，英国近代大众旅游的发端或以乡村为起点，或与乡村有关联。海滨休假最初以海岸渔村为基地，库克组团旅游的目的地拉夫堡就是个乡村小镇。

——刘丹青《英国：乡村旅游业的先行者》

材料：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历史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中心环节。所谓工业化历史实质上是生产力变革和革命的历史。生产力的革命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和部分质变，进而影响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历史分为五个时期：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电气化时期、资本主义工业自动化时期。这五个时期大体上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资产阶级建立政权时期、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时期、资本主义私人垄断时期和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时期相适应。这种分期法可以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力变化的全部历史，也可以反映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状况的变化。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时，采用的就是这种分期法。只不过它没有包括后两个时期，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也是以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的历史为基础进行具体分析的。资本主义进入电气化时期，列宁又详细地论述了电气化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电气化与建设共产主义的关系。

——摘编自文暖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历史分期问题刍议》

材料   公序良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在16世纪英国都铎政府颁布的服饰法的序言中，处处充满王国政府对“失序”的忧虑：“一是担忧个人穿着以下僭上，致使阶级尊卑不分；一是忧虑人民不顾财力追求奢华，而使家庭破产或有强取豪夺之事。”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英国议会下院宣读了大量关于个人行为的法案，涉及服饰、酗酒、咒骂、私生子、不去教堂礼拜和亵渎安息日等内容，其中有部分法案获得议会通过而成为法律。此外，亨利八世曾5次颁布与服饰相关的敕令，玛丽女王颁布过1次，而伊丽莎白女王则颁布了12次。通过世俗法庭与教会法庭规训个人行为的做法，得到了国王和治安法官、教师和教士、雇主们的支持和理解。伊丽莎白时期，清教徒要求严守安息日，猛烈抨击民众习以为常的娱乐活动和查禁周末狂欢活动。

——摘编自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风习与道德改革》

材料：二月二十日正午，船将拢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馆各馆员乘小轮来迎。……我们住的旅馆，虽非顶阔，也还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气管是关闭了，每个房间给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点钟的燃料。电力到处克减，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

我们因旅馆难觅，由徐、丁二君先往巴黎布置，我和同舟诸君，在伦敦勾留五日。趁这空暇，随意观光，头一个要拜会的，自然是有名的“英国凌烟阁”威士敏士达寺。……我想这一个寺就可以算得英国国民性的“象征”，他们无论政治上法律上宗教道德上风俗礼节上，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蜕变，几百年前和几百年后的东西，常常同时并存，却不感觉有一些子矛盾。

——梁启超《伦敦初旅》原刊1920年3月《晨报》

材料一   如图为1776年英国漫画家

托马斯·科利创作的一幅时事漫画《女战士》，画面中的两位女性，正发生激烈争执。贵妇蛮横地对少女说：“我必须迫使你服从，你这个造反的荡妇！”（“I’llforce you to obedience，you rebelliousslut！”）少女也不甘示弱：“母亲，自由，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永恒的自由！”。

（Liberty，liberty forever，mother，while I exist）画面左下方的后牌下，写有“为了服从”（For obedience）的字样……画面右下方的盾牌上是一只公鸡，法国素有“高卢雄鸡”之称……盾牌下的配文是“为了自由”（For liberty）。

——摘自吴广伦《老漫画中的美国史》

材料二   美国崛起进程：

——摘自唐晋《大国崛起》

材料   议会的上院议员全是由国王挑选的清一色的教俗贵族充任，其人数可由国王任意增减。议员的职位是世袭的，因此，上议院又通常称作贵族院。1704年，上议院由161名世俗贵族和26名宗教界贵族共187人组成。就上、下两院当时的权力划分来说，上议院是议会的权力中心，它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可以否决下议院所通过的法案。它还有权审议下议院所提出的弹劾案。在国王的“恩赐官职制”下，贵族还把持高官，垄断政府要职。1731年沃波尔的13名阁员中有8名是贵族。纽卡斯尔公爵的“房地租收入每年多达250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30万英镑）。这些钱都投资于那些顺从他的选区，这使他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在1734年的议会大选中，他竟然控制了18个选区、选邑的议员选举，致使“下议院中有六七十名议员的席位是靠他的影响获得的”。

——摘编自岳爱成《英国近代议会制的困境和政治上的倒退逆流》

材料一：18世纪中叶，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一场演讲里强调，把懂得法律的价值和知识视为有教养的一种标准或绅士的一种风采。在北美大陆，通过独立战争前的政治辩论和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传播，欧洲思想中的自由与法治的理论转化成了北美民众普遍的思想意识。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被殖民地奉为“法学必读之书”。潘恩在《常识》中提道：“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这本小册子迅速在北美的居民和军队中广为传阅。

——摘编自仙慧丽《西方法治生成路径的探析》

材料二：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地位实际下降了，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立法。为应对此变化，当代西方国家议会趋于在统一掌握立法最终审议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广泛采用各种更灵活的立法形式，且越来越重视其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以期一方面强化政府立法的民主保障，加强对政府立法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议会制度，以实质性地强化其立法审议和立法监督能力。美国70年代国会改革，通过立法加强国会对战争权力和预算的控制，加强对行政机构的监督等。

——摘编自王保民《西方国家议会立法改革趋势之探析——兼论政府在立法中的功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