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整个民族人民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向。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德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对德国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以来，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当时大多数德国民众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而是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法兰克福人等，也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没有尊重和认同感，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存在德意志民族观念，他们意识不到德意志。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人们的民族意识开始逐渐苏醒。德国知识分子也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启蒙”下，开始关心政治，并有了政治觉悟，于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诞生了。19世纪，拿破仑帝国的扩张使德意志民族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全德人民高涨的要求民族团结、反对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情感中上升为政治民族主义，德意志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体系最终形成。德国统一后，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和普鲁士流传下来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德意志民族优越感不断膨胀，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并加紧扩军备战。最终，之前反对民族分裂、渴望祖国统一、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性意识，开始一步步向极端民族主义发展。

——摘编自葛丽《德意志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变化研究》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一

移民与欧洲帝国的扩张形影相随，使得殖民成为人口迁移的同义词。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有150万欧洲人移民到美洲，但是被转运到美洲的黑人数量是这个数字的4倍。黑人被迫生活在由白人主导的世界里，不再说他们的母语，基督教取代了他们原先的宗教信仰。然而，19世纪的人口变化使黑人被边缘化。一方面，1807年奴隶贸易被禁止后，非洲奴隶不再被运送到美洲，另一方面，19世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发生了人口爆炸，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白人涌向美洲。从那时候起，黑人在许多地方不再是多数群体，甚至成为少数民族，在美国尤其如此。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材料二

因奴隶制引起的南北紧张关系。南方认为，他们是自愿加入合众国的，因此可以选择离开；而北方的观点则是，神圣的宪法将各个州已经联系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北方诸州人口众多，且集中了美国所有的主要工业区，北方人口总数接近2100万。南方人口总数包括300多万奴隶在内才900多万，但南方军队素质较高，而且得到英、法支持。美国内战解放了奴隶，确保了联邦国家的存在。美国内战后尝试“重建”南方，却没有给予非裔美国人平等权利。这表明奴隶制是南方问题，种族歧视是整个美国的问题。

——[澳]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

材料三

泛非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诞生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创始人和领导力量是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加勒比人。早期的泛非主义思想基本上围绕着文化和种族问题，主要诉求是平等和非歧视。比如1923年泛非大会宣言称：“最后，我们要求全世界把黑人作为人来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1945年在曼彻斯特组织了最有名的第五次泛非大会，大会决议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即要求自治和独立，并发出警告“非洲人不愿再挨饿来做世界的苦工”

——[坦桑尼亚]伊萨·施瓦基《“全球南方”中的非洲出路何在》

材料一   1861—1900年，俄国煤开采数量增长52倍，采油量增长超600倍，铸铁产量增长8.5倍。此外，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快速增加，19世纪60年代人口超10万人的大城市仅3个，20世纪初有29个。19世纪下半期，铁路大规模修建后，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城市，原有城市规模因铁路运营也进一步扩大。19世纪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已转变为俄国大型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相应的大量圆石路和公路铺设工作有序开展。其他城市也开始开展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各城市道路路况明显改善，道路照明设施也迅速改善，大城市主要街道已开始安装路灯照明，城市电话网也迅速发展。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二   “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计划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对此，苏联一方面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工作岗位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摘编自邓杰《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材料   1872年，依照欧美军制，日本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陆海两军的最高军政军令机关。1878年，日本又仿效德国，设立参谋本部，首先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二元化”体制。1886年后，日本海军同样也实行“二元化”领导体制。同时又作出规定，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实行武官专任制。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最高军令、军政权力，可以直接委任军政、军令两大系统的高级将官，政府及其内阁总理大臣无权过问。军令最高首脑（参谋本部总长、军令本部总长）和军政最高首脑（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有直接上奏天皇、辅佐天皇进行军令军政决策之特权，同时对天皇的军事诏令又有独断执行的权力，均不受政府其他阁员的制约。

——摘编自《〈世界军事战争史—211〉日本明治政府的军事改革（上）》

材料   19世纪被冠以“历史学的世纪”之名。一个时代的思想归根到底是这个时代与社会的反映或折射。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雄视天下，可谓志得意满”。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人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同属性”，发掘德意志的历史则是最有效的途径。19世纪30年代，德国史学家兰克通过对近代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分析研究，系统总结贯彻了“如实直书”的原则，运用史料批判方法严格考订各种史料，强调以第一手档棠文献材料为基础来撰写历史，但第二手史料绝不是完全没有用而必须被舍弃的。兰克继承并发扬了自修昔底德以来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在他看来，历史著作的主角只能是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最耀眼的人物，民族与国家，正是兰克等人在史学科学化，专业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德国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心。

——摘编自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材料一   1870年，原幕府事务局大译官创办了近代第一份日报——《横滨每日新闻》;1872年，《东京日日新闻》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御用报纸，并得到数位政治家的鼎力支持。19世纪70年代，《读卖新闻》等宣传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新闻”报纸陆续问世，而带有娱乐色彩的“小新闻”也崭露头角。1875年明治政府颁布《新闻纸条例》，明确规定“凡欲发行报纸者，必须向内务省提出申请，获得许可”。19世纪90年代，全国性商业报纸开始出现，从社会大众角度剖析政治问题，报道内容也更倾向平民化。20世纪初，日本报业依靠兼并、垄断组成股份制企业，《每日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成为日本三大报，从此“三足鼎立”。

——摘编自尹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报业的发展与嬗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批开明人士在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将封建社会类似报纸的“瓦版”同西方报刊模式相结合，创办了近代中文报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香港成为新的报业重心，这一时期参与报刊创办的无论是近代知识分子还是洋务派官员或商人，都将报道重点放在了西式文明上，如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针砭时弊，并倡导言论自由，随后创办的《上海新报》等也成为鼓吹兴办洋务的主阵地。此外，《申报》发表了若干评论时务和为中国富强献策、揭发基层苛政的论说文。而这一时期多数办报不以盈利为目的，很多报纸从创刊到停刊只有短短几个月，因此《申报》等采用优惠宣传的方法，推出类似于现在报纸的“广告套餐”，以寻求资金。

——摘编自曾浩《19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报业生态环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