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临阅河工。二月，康熙帝抵达浙江绍兴，祭大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三月，康熙帝至南京谒明孝陵。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四月，康熙帝制《孔子赞序》及颜、鲁、思、孟四赞，颁于学宫。五月，颁行《孝经衍义》。七月，派索额图与俄国使臣会谈于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摘编自《大清十二帝》

材料二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1661-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进入全盛时期。他主张“朕即国家”，坚信自己是神圣的绝对君主。在其统治下，法国政府体系高度集中专制，这种统治模式为法国带来了相对稳定；他鼓励工商业发展，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这些举措为法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绝对君主制导致了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增加，削弱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和个人自由发展，导致社会创新能力盼下降。

       ——摘编自《路易十四时代下的法国波旁王朝》

材料三1722年，彼得大帝建立《爵位表》（职级表或官秩表）的晋升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职等级分为十四级，量才录用、晋升军政官员，只要晋升到前八级，无论出身多低，都可受封为贵族。这一制度强调个人才华和能力，而非家族血统。它不仅是一个晋升途径，更是对社会阶层体系的一种挑战，限制了旧贵族的政治影响。

——摘编自《彼得大帝：俄罗斯历史的不朽巨人》

材料一   从南宋至明清，乡约制度是县级以下在村落推行的一套地方自治机构，它的地位正可与王安石的保甲制相当。保甲制是上级政府为了适应当时苦难的局面向下推行的一套施政机构，“编户口、练民兵”是它的主要功能。可是乡约制度的作用并不在此，它是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这就是吕和叔先生所说的：“乡人相约，勉为小善。”他给乡约厘定的四大条款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四大条款就描写了乡约制度的主要功能，它是绅士以领导者的身份，作为教育与组织人民的工具，冀以形成为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成为一个自动奉公守法、知礼习义的单位，也就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团体。

——摘编自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

材料二   1864年，俄国实行了地方政治改革，在各省、县分别成立自治局，负责管理地方经济、卫生、教育等事务。1870年通过市政改革，在各城市召开了市杜马，在市杜马选举中，取消了封建贵族特权，实行统一的财产资格标准，即缴纳城市地方税的人都有选举权。1874年又进行了军事改革，废除了募兵制，打破了贵族对军队领导权的垄断。但在以后的30年内，沙皇政府不但没有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残酷地镇压民粹派运动和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终于在1905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

材料一   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之初，革命者需要动员民众参与和支持对英战争，因此他们大多推崇斯巴达和古代罗马的奉献牺牲精神。随着战争的结束，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地位凸显出来，斯巴达、雅典甚至罗马的社会价值便遭到了质疑。1776年，美国革命者基于共识一致选择了共和制。但是激进的共和派主张建立基于社会平等的简单易行的民主共和国；而稳健的共和派把雅典社会描绘成一幅悲惨黑暗的景象，以此证明“纯粹的民主”在古代并不成功。稳健的共和派最终将自己的意志付诸宪法。

——摘编自李剑鸣《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材料二   “失去的事业”指的是战后美国南部白人通过建构内战记忆，为其战败做辩护，并试图夺回在战争中所失去的一切。这种内战记忆产生于战争中及战后，主要以老兵交流、家庭口述和日记等文字方式保存下来。“失去的事业”赋予战前南部的种种美德，把分裂行为建构成一场捍卫南部生活方式的光荣斗争。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新南部的经济发展，“第二次失去事业”增添了“士兵英勇”与“民族和解”这两大主题。世纪之交，联邦政府对南部老兵参与战场遗址维护的支持、一系列的邦联将军铜像在南部城市中心或新兴商业区的竖立，“失去的事业”开始成为美国人的历史记忆。

——摘编自罗超《美国史学界关于内战记忆研究述评》

材料一   1861—1900年，俄国煤开采数量增长52倍，采油量增长超600倍，铸铁产量增长8.5倍。此外，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快速增加，19世纪60年代人口超10万人的大城市仅3个，20世纪初有29个。19世纪下半期，铁路大规模修建后，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城市，原有城市规模因铁路运营也进一步扩大。19世纪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已转变为俄国大型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相应的大量圆石路和公路铺设工作有序开展。其他城市也开始开展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各城市道路路况明显改善，道路照明设施也迅速改善，大城市主要街道已开始安装路灯照明，城市电话网也迅速发展。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二   “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计划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对此，苏联一方面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工作岗位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摘编自邓杰《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材料   1872年，依照欧美军制，日本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陆海两军的最高军政军令机关。1878年，日本又仿效德国，设立参谋本部，首先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二元化”体制。1886年后，日本海军同样也实行“二元化”领导体制。同时又作出规定，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实行武官专任制。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最高军令、军政权力，可以直接委任军政、军令两大系统的高级将官，政府及其内阁总理大臣无权过问。军令最高首脑（参谋本部总长、军令本部总长）和军政最高首脑（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有直接上奏天皇、辅佐天皇进行军令军政决策之特权，同时对天皇的军事诏令又有独断执行的权力，均不受政府其他阁员的制约。

——摘编自《〈世界军事战争史—211〉日本明治政府的军事改革（上）》

材料一

移民与欧洲帝国的扩张形影相随，使得殖民成为人口迁移的同义词。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有150万欧洲人移民到美洲，但是被转运到美洲的黑人数量是这个数字的4倍。黑人被迫生活在由白人主导的世界里，不再说他们的母语，基督教取代了他们原先的宗教信仰。然而，19世纪的人口变化使黑人被边缘化。一方面，1807年奴隶贸易被禁止后，非洲奴隶不再被运送到美洲，另一方面，19世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发生了人口爆炸，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白人涌向美洲。从那时候起，黑人在许多地方不再是多数群体，甚至成为少数民族，在美国尤其如此。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材料二

因奴隶制引起的南北紧张关系。南方认为，他们是自愿加入合众国的，因此可以选择离开；而北方的观点则是，神圣的宪法将各个州已经联系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北方诸州人口众多，且集中了美国所有的主要工业区，北方人口总数接近2100万。南方人口总数包括300多万奴隶在内才900多万，但南方军队素质较高，而且得到英、法支持。美国内战解放了奴隶，确保了联邦国家的存在。美国内战后尝试“重建”南方，却没有给予非裔美国人平等权利。这表明奴隶制是南方问题，种族歧视是整个美国的问题。

——[澳]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

材料三

泛非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诞生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创始人和领导力量是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加勒比人。早期的泛非主义思想基本上围绕着文化和种族问题，主要诉求是平等和非歧视。比如1923年泛非大会宣言称：“最后，我们要求全世界把黑人作为人来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1945年在曼彻斯特组织了最有名的第五次泛非大会，大会决议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即要求自治和独立，并发出警告“非洲人不愿再挨饿来做世界的苦工”

——[坦桑尼亚]伊萨·施瓦基《“全球南方”中的非洲出路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