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鉴于赫鲁晓夫后期忽视农业科学所带来的教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就强调农业科学“有特殊的意义”。苏联在1966—1970年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为9亿卢布，1971—1975年则为17亿卢布。勃列日涅夫把农业专家看作是农业发展的“可靠支柱”，鼓励专家担任生产领导。全苏联建立了600多个农业科研机构，在特别缺乏农业专业人员的东部和非黑土地区也新建了多所高等农业院校。苏联还抓紧对在职农业干部进行专业轮训工作，每年轮训17万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农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也有所优化。

——摘编自陈义初《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农业》

材料二   2001年，中国政府召开“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颁布《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其中明确了农业科技工作的方针与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调整农业科技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方向。为了借鉴与学习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科技的先进经验，中国发起并主办了首届“国际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继续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使农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跃居世界先进水平。“十五”以前，中国近80%农业科技人员和投入集中在提高农产品数量方面；“十五”期间，中国农业科技已从以提高产量为主，转向以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和基础研究能力为主。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初步优化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与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等。

——摘编自吴忠泽《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科技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