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截至1922年2月，欧洲各国欠美国的战债共计108亿3千6百万美元。一战结束后，战债的偿还问题便提上了日程。英国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把所有战胜国政府间的战债一笔勾销，如果这一方案不被美国接受，则希望用德国的战争赔款去偿还美国的战债。美国认为，赔款和战债完全是两码事，坚持要求欧洲各国还债。从1923年至1926年，美国与主要债务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各债务国承认的战争债务总数是115亿美元，分62年还清。1929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逐渐停止了对欧洲的贷款，欧洲的债务国受到双重打击，德国表示没有能力履行赔偿义务，英国也重新希望美国做出让步，……美国前前后后收到的偿付战不到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英国赔付，剩下战债的绝大部分不了了之。

——摘编自周旭东、车致远《债务问题与大国关系（1917-1940）》

材料二   1971年，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美国联邦政府仅在1969年及1998—2001年曾实现财政盈余……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被迫救市，从2009-2012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均逾万亿美元。1990年，美国的私人储蓄率降至GDP的4.5%左右，到2005年仅为1.1%，达到历史最低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1959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9.3%，金融服务业占10.9%，而到200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2%和20.4%。……中美关系与以往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具有明显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积极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也日益紧密，自21世纪初以来，中美之间形成一种空前的国家间债务关系。

——摘编自孙海泳《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及影响》

材料一   1951年下半年，中国和正式建交的国家（瑞士、瑞典和丹麦等）发展贸易关系；另一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间贸易团体保持积极的接触，针对“禁运”政策的推行，我国取了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从1951年起，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改为易货贸易。在坚持先进后出的前提下，采取直接易货、记账易货、联销易货、对开信用证等多种贸易形式。基本上打破了美国的“封锁”“禁运”，加深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开拓了国际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此外，积极发展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易关系也是中国对外易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书文等《中国近现代开放思想研究》

材料二   1978年5月18日，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负责人纷纷走出国门进行访问和考察，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资本主义各国先后遭遇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74年和1975年两年中，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出现了负增长。70年代下半期，西方经济处于“滞胀”状态，回升乏力。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不仅愿意扩大对华易，也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优惠，甚至进行投资。回国后，他们纷向中央建议：要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速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

材料一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晚期，法国政局并不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当时，欧洲的多数国家都被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贸易战中，法国也不例外。法国甚至在1888年到1889年和意大利爆发了关税战。法国于1881年确定的关税最初与德国一样高。这突出表现在粮食税征收上。到19世纪末，法国对外国粮食征收的是港口价格1/3的税费。法国将这笔来自国外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用于修建铁路和运河，将农村地区与法国城市连接起来，这既增强了国家实力，也得到了农村地区的大力支持。

——摘编自[德]帕尔乌斯《欧洲粮食的力量》等

材料三   自二战结束至1959年以前，法国长期处在保护主义的封闭中。除了少数成功的对外贸易尝试之外，法国历届政府维持着《梅利纳法案》传承下来的关税保护主义以及1939年制定的外汇管控政策。法国基本上在国际贸易上处于“孤立”状态。作为1948年《哈瓦那宪章》的签署国之一，法国维持着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原则截然相反的限额制度：除了1954—1955年以及1957年6月—1958年10月之外，法国其他时期的自由贸易比例（无限额进口所占份额）极低，甚至为零。然而这一时期，法国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工业产值较战前水平翻了一番。家用电器、石油化工和电子制造业等产业飞速发展。材料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可以与其他工业大国媲美。

——摘编自[法]让·弗朗索瓦·艾克《战后法国经济简史》等

材料   1948年英国建立了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简称NHS），开始对全国医院进行国有化改革。英国公立医院的开支主要由国家税收承担，政府拨款对公立医院的医疗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医疗服务不再具有市场性质，“让每个人都可以立即得到所需的任何医疗服务”。在此背景下，医院就诊人次增幅明显。改革前，英国的医生多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经营私人诊所的同时，为医院提供兼职服务。利益上的驱动让医生倾向于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从业，出现医生分布不均的现象。改革后的医生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由国家实行统一的薪资标准，并按照区域内医院的需求，对专科医生进行统一分配。医院国有化改革带动了英国人口健康水平的显著提升，但也存在“过度医疗”等问题，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公立医院又进行重组并引入了市场机制。

——摘编自白爽《1948年英国医院国有化改革的影响及启示》

材料

——据【美】拉里·尼尔杰弗里·G.威廉姆森《剑桥资本主义史》

材料一   二战后，苏联出于建设强大国家的急迫需求，把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应用科学和重工业的发展之中，固然是合理的，但也相应地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苏联的科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计划的产物，首先根据国家的需求制定和规划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当资源过度向国家需求倾斜时，社会的需求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影响……在苏联单一的计划体制下，在科技向生产的转化之间增加了一个计划环节，科技成果从发明发现到产业应用的转化由计划部门来推进……由此，造成大量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木能服务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郭春生、胡志伟《科技革命与苏联兴衰的关系论析》

材料二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很早就意识到科学事业对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发展科学事业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需要政府的干预。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南北战争的结束，这种国家意识和集权意识更加强烈，这也是二战期间政府、高校、工业、军方的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并推动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同时，建立于北美13个殖民地基础上的美利坚合众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强烈的反联邦和分权的传统，任何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举动都会遭到自由主义信奉者的抵制。这也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在1945年被解散，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各方力量角力下迟迟不能成立，以及战后美国多元科技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赵晓敏《二战后美国科技体制的形成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