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战爆发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制度，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然而金本位固有的缺陷导致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实际是有上限的，尤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黄金开采的速度比不上经济发展所需增发的货币。因此，金本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布雷顿森林体系表面上结构稳定，但实则十分脆弱，加之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深陷战争泥潭，无力继续维持美元对黄金的固定官价，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瓦解。经过几年的无序国际货币体系，1974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下，各国达成了新的协议，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首先决定了黄金的非货币化，黄金不再与任何一种货币挂钩，降低了美元的支配地位。同时，也确定了汇率安排的多样化。

——摘编自王俊尧《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及改革方向的探讨》

材料二   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必须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首先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摘编自虞群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

材料一   罗马帝国的东方丝路贸易通过陆路和海上的不同路线进行。当时罗马商人主要依靠通往帕提亚（也称安息）和中亚的陆路和红海、波斯湾到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海路获得东方货物。一般来说，丝绸和香料从其原产地亚洲东南部、中国和印度向西运输到达中亚、伊朗、阿拉伯和罗马帝国。丝绸大量产自中国，上好的香料产自东南亚，胡椒粉来自印度。除了香料之外，印度还出口棉织品以及珍珠、珊瑚和象牙。罗马帝国生产的玻璃器皿、首饰、手工艺品、装饰物、香水、青铜制品、羊毛和亚麻制品、陶器、铁制工具、橄榄油、葡萄酒和金条、银条等也在丝路上流动。

——摘编自裔昭印《论早期罗马帝国的东方贸易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材料二   戴维斯认为英国在1660—1770年代发生了以外贸增长为主要特点的“商业革命”。1660—1700年国内产品出口为0.6%、进口为1.5%;1700-1750年国内产品出口为2.7%、进口为1.2%。18世纪70年代初，英国出口到美洲、非洲、印度及远东等“新市场”的产品，比世纪初增加了近8倍。从出口结构看，1701年毛制品出口200万英镑，占出口总额的1/4以上,1770年达到400万英镑,占出口总额的1/4—1/3。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到19世纪中叶，工业化传播到了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美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通过打破国内贸易壁垒，以及废除阻碍技术发明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行会，为西欧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准备。在大陆上，最早的工业中心是比利时，那里的煤炭、冶铁、纺织、玻璃以及军火业在19世纪早期欣欣向荣。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了工业化。到1830年，法国企业雇佣了大约1.5万名英国技术工人帮助法国建立起机器纺织工业与冶金行业。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冶金行业中，法国工程师和发明家的改进与发明取得了巨大功效。其后的一个世纪里，铁路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

——摘自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材料四   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97%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3%的专利，而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97%的专利。专利占有的不对称，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之间的鸿沟不但不会缩小，反而很可能将越拉越大。

——摘编自霍剑《专利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负面效应法律研究》（2011年）

亚历山大崇尚东方宫廷礼节，要求大臣行东方式的匍伏礼。他享用东方君主的服饰，身穿米底人的服装，头戴波斯王冠。亚历山大继承了波斯帝国的专制政体，保留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设立总督等地方官职。他曾将三万波斯青年带到苏撒，按马其顿军训制进行训练，编入马其顿军队。亚历山大积极倡导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凡马其顿人与东方女子结婚，可以享受免税权利。

——摘编自李丽玲《浅析亚历山大统治政策与希腊化文明的形成》

1518年3月21日，西班牙国王和麦哲伦等人订立了关于发现香料群岛的协定，其中规定

朕愿下令赐给，从你们发现的岛屿和大陆获得的一切利润和收入，以及捐税和替朕征收的其他进款中，除去你们负担的开支后，给你们留下二十分之一。朕也把朕在上述地方和岛屿的钦差和总督官衔赐给你们。

——周一良等《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在19世纪的国际贸易中，欧洲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器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取代了印度、中国等国的传统手工纺织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工业原料，如棉花、生丝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香料、茶叶等特产。19世纪后期，随着列强的资本输出，蒸汽机、机车、铁轨等机器设备和金属制品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

今天的电子通信技术使得时间和空间变得模糊，通过无线电、电视、传真机和联网的计算机迅速传递信息，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了经济社会向高效、优质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也带给了人们更加便利的生活。

这个新的互相联系的世界也遭到了某些人的批评。例如，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病毒、手机病毒让人防不胜防；它让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计算机语言以及英语的冲击，一个具体的影响就是英语成为全球通信体系的主要语言，这实际上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语言限制在小范围内。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等

汉朝与罗马帝国交往的主要路线示意图

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公元500年）之前，远距离贸易存在很大的风险。在古典时代，两方面的发展降低了旅行的风险，刺激了远距离贸易。首先，统治者出于军事和管理国家的目的，大力投资修建道路和桥梁，客观上促进了国内贸易的发展。其次，古典社会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往往彼此相连。当这些帝国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对抗和冲突时，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广大地区就会出现一派和平的气息。远距离商贸的成本降低了，商品经营的规模急剧扩大。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哥伦布交流”指的是16到18世纪间，发生在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间的动植物、微生物的交流和人口的迁移。下表为“哥伦布交流”的大事年表（部分）。

——整理自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拉丁美洲革命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它早已在酝酿中。孕育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大众遭受不可忍受的殖民压迫。殖民地人民在同一领域、同一环境内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和同化，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传统。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意识已经普遍高涨。

18世纪中叶以后，拉丁美洲与外界接触日趋频繁。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主义者的重要著作，在殖民地广泛传诵。到18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还很薄弱，但它是殖民地经济中一种新的因素，它必然会在殖民地不断发展，决非任何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所能压抑和扼杀的。

——摘编自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

最近几十年，气候变化已经给所有大陆和海洋的自然系统以及人类带来了影响，气候变化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粮食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各国国家治理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表明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的普遍共识。全球气候治理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协调合作。2012-2021年，中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2％，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摘编自刘雪莲等《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材料一   

材料二   一战前，法国和德国的历史教材中充斥着民族英雄和战胜敌人的史诗故事，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历史教科书认为法国的复仇欲望，将欧洲带到了战争边缘。法国人则把战争归咎为“德国确信她自己是受召唤来指导世界的”，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一战后法德中学历史教科书曾经试图强调两国和解的讨论。

两次大战的残酷、暴行和毁灭使两国的大多数人深切地感受到，走向和平的唯一出路是和解。1952年春，《法德历史学家协议》公布，肯定了两国共同承担战争责任的观点。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和西德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叙述一战的爆发时，强调各国被同盟体系“拖进”战争，法德两国也是这种冲突的牺牲品。

2006年，法德两国合编的历史教科书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两个国家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它把培养欧洲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尽管许多敏感问题依然不易处理，比如为了支持反战话语的建构，教科书中不再讨论大战的起源。

——选编自王加丰《百年间法德历史教科书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叙事变迁》

材料三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