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在中国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共六幅拼接而成。 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 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五大洲相对位置，中国居图中心。序言中有“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阿非利加），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亚美利加），曰墨瓦蜡泥加（麦哲伦之洲）”等信息。 但由于当时地理学知识有限，图中误将大洋洲和南极洲两片大陆绘为一体。一些士大夫将此图斥为“邪说惑众”，并且攻击说：“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材料二   考据学在清代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倡汉儒的训诂考订，又称汉学、朴学。又因其主要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其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

清代考据学起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提倡汉学，但不泥古，强调通经致用。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始终对汉族抱有严重的戒心，但与元代不同的是：一再标榜所谓的“满汉一体”，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造成一种重视文化的假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考据之学遂盛。 而乾嘉考据学派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段玉裁所写《说文解字注》，在文字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王念孙所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则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388页

材料一   自先秦时期始，人们已经开始记录雨、雪、风、雷、云等天气现象，殷商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诸多有关降水强度和降水量方面的记载，开始区分雨量的大小。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八种风向的区分并首创云状的分类。而后理论知识逐渐成型，如《后汉书》《齐民要术》等著作中已能清晰阐述霜的预报方法、降雨降雪等原理。宋代的气象学术更是蓬勃发展，北宋二程兄弟表达出对雷电成因的认识，同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是对虹、晕、海市蜃楼等诸多大气光象做了合理解释。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国内出现专门的气象学译著，如《气学入门》《测候丛谈》等书，这些译著将西方完整的近代气象学知识引入中国。随着时局变迁，晚清时期外人纷纷在华设立气象台站。“徐家汇观象台”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建立的气象台站，其建台初的主要目的是为外国海轮进出上海港时间和气象进行观测服务。除传教士在中国所建设的气象台站外，欧洲列强也建立了各类气象观测站，以便收集气象情报。如英国建立的“香港皇家天文台”和德国建立的“皇家青岛观象台”等。这些气象台站让国人意识到气象观测的重要性，对日后中国自己创建气象台站进行观测有着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钱馨平《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

材料       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清之际出现了好几部有总结性的重要的科技著作。1578年，李时珍著成《本草纲目》52卷，是对16世纪以前中国药物学和医学的总结，被译成各种外国文字。晚于《本草纲目》约半个世纪，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从粮食作物到蚕桑棉麻、蔬果竹木、药用植物及农器、牧养等均有论述，而对于水利和荒政的论述，篇幅较多。地理学家徐宏祖（即徐霞客），在各处游历，经30多年，完成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早于欧洲人两个世纪。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于1637年定稿，是对于中国16世纪以前的农业、手工业之生产经验的总结，并注意介绍先进的生产经验。成书不久，即在日本翻刻流传，后来又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明末以后，科学技术也不断有些进步，但像上述这样大规模的著作就少见了。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一   随着隋朝的灭亡，唐朝兴起。日本遣唐使回国后曾描述唐朝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公元663年，倭国援助百济水军与唐罗联军在白村江一带展开决战，百倭联军战败。（日）天智四年、六年和八年，日本派出遣唐使，与唐朝重修旧好。日本与唐朝通过贡赐关系实际上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遣唐使贡献的赠品主要有银、绢、丝、绵、布等，唐朝回赠的礼物主要有书籍﹑彩帛、香药、工艺品等。

——摘编自伊宁《试析日本遣唐使出使的目的》

材料二   在1629年6月的日食之前，礼部向崇祯帝提交了一份预报，其中列出了《大统历》、（回回历法》和“新法”（西方天文学）三组预报数据。经过对日食的观测，徐光启用“新法”推算独验。在这种情况下，礼部上书请求修改历法，并荐徐光启主持其事。徐光启正式领取了修改历法的敕书关防，设立历局。他先后将耶稣会传教士罗雅谷、汤若望招进历局。《崇祯历书》编译或节译的西方天文学家的著作主要包括托勒密的《至大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等。在征求崇祯帝的意见后，他以“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的形式译撰西法，使治历有法可依，有数表可查，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所占篇幅最大。

——摘编自邓可卉《天文史话》

材料一   自16世纪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四书》后，“中国热”兴起，“中国学”正式成为欧洲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均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不断涌现，其影响所至甚至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

材料二   法国启蒙思想家大多是自然神论者。在他们看来，孔子的学说恰恰也是一种自然神论，他们认为，在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天、道、礼或理，就是这个造物的上帝它要求人们无论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即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儒教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因而主张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的宗教”来代替启示的宗教。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   郦道元，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在北魏先后担任过尚书主郎中、治书侍御史、太守、刺史等职。他经历了孝文帝改革与迁都洛阳，曾随孝文帝出巡。这些经历给郦道元考查各地人情风貌以及接触大量文献的机会，为他著书立说奠定基础。郦道元喜爱山川地理，但觉得之前的著述不够周详，遂决定选取三国魏人写的《水经》为蓝本，为之作注，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尽可能详细描述，从而达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的目的。《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地理著作，除了在地理学上成就突出外，在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也卓有成就。书中引文多达375种，这些文献如今大多已失传，因而其价值愈加显得珍贵。由于《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后世学者纷纷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广泛研究。经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叫做“郦学”，不仅在中国发展壮大，而且在国外有所发展，出现许多著名的“郦学”专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李凭《郦道元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材料一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述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所谓“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张岱年、方可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植物和矿物学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既集传统农业之大成，又总结了明末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还吸收部分传入的西方灌溉技术的资料；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已经注意到了运用数据来说明生产质量和效率的方法，……已经接近近代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

——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