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太宗时，道的武官出征时称大总管，平时在本道称大都督。唐高宗以后，大都督“带使持节”称为节度使。景云二年，正式置节度使，后来边防各地共设八个节度使。至德之后，内地的刺史也加受节度使官衔。中央向各道派遣的大使为文官，名目繁多，有巡察、安抚、按察使、按察采访处置使等。但道的最高长官节度使都兼文武职，军、政、财无所不统。
——邝士元《中国经世史》
材料二 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民主空气的吹拂，各种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误认为民主参政的春天已经到来，纷纷结社，组党，办报，开展政治活动，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袁世凯虽占据总统之宝座，但只要内阁大权握在国民党手中，即可时时牵掣他。而国民党派系以外的其他各党，则对袁世凯抱有更大的幻想，对国民党的独揽政权心怀不满，欲借重袁世凯来压制国民党。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将所有的大权都揽入手中，只是其羽翼未半之时，还需要拉拢一些党派为幌子，做一点民主的姿态。
——李喜所等《民元前后国民“参政热”评析》
材料三 1939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重新抬头，有些同志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很快要破裂，党应该重新建立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结果在实际工作中，抵触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严重破坏了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的团结抗日的政治局面。为此，党中央提出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它“可以用铁一般的行动证明新民主主义政治远优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使广大人民在其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体验和了解民主政治远比专制政治为好”。
——王顺喜《试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原则》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唐代道职能的演变，并分析其消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民国初年革命党人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做法，并说明袁世凯“做一点民主的姿态”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三三制”原则的内容，并简析该原则实施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面对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国家总体性危机，“政党—国家”的方式成为中国克服低组织化状态的最佳选择。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民国初期，在学习西方政体的热潮熏染和中国政局的催生下，涌现出大量新生党派和团体，它们为实现政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实践活动。各新生党派和团体都欲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旧中国指明出路，中国的政党政治进入一段空前活跃而繁杂的时期。
——摘编自谢萌《民国初期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评析》等
材料二 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多党竞争的政治组织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退出历史舞台。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
——摘编自张伟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民国初期中国政党政治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近代两种不同政党制度形态的影响。
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地方志的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编纂地方志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一 罗马共和国以其精妙绝伦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西方民主宪政理论及权力制约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罗马人的成功，首先是由于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建立了严密的制衡机制。罗马共和国的分权制衡不仅仅是依靠各权力机关的相互制约，更重要的是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制衡关系，为共和政体制定了一整套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制度，依靠法律的力量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个权力机构、各种政治势力的权力和运作规则。正是这一点被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视为珍贵的思想财富，成为近代分权学说和法治政府的直接思想来源。
——摘编自宋紫朝《罗马共和国权力制衡研究》
材料二 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的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讲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逐渐被政权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所取代。党在建国实践中通过确立合法化的政治权威，确立新的政治架构及政治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民主政治的新生等措施，大大推进了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摘编自刘朋《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实践与政治现代化的合法性权威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罗马共和国权力制衡运行机制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述钱穆先生认为“中山先生慧眼卓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从孙中山的理论到实践的贡献角度简要评析其“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两个典型。并以新中国初期政治建设为例说明“党在建国实践中通过确立合法化的政治权威，确立新的政治架构”的表现及影响。
材料一 1908年，清政府进行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首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选举机构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渠道。武昌起义前，国内公开出现的现代性党会团体共有668个，此外尚有秘密的党会团体100多个。到1913年底，国内新兴的公开党会团体682个。民国初年，我国长江、沿海航线和京汉、津浦等铁路干线已建成；各大中城市之间，均已建立了比较现代化的电报和邮政系统。当时全国报纸总数达500家，发行总数共4200万份。时人评论“中国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政党活动之勃兴时代也就到来了。
——摘编自叶美兰《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的悲剧性实践》
材料二 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时期，政权建设一般利用旧政权形式，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建立各级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边区政权建设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轨道。1940年8月13日，北方分局颁布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边区政府还根据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实际需要，根据各行政区环境特点分别确定政权建设思路，如在游击区，就以建立并实际运作各级政权为施政要旨。1943年2月4日，《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边区代议制民意机关的建设正规化的实现。
——摘编自王明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民国初年政党政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特点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