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从大的发展趋向上具有一定向度，并涉及全方位、多层面、结构性转变。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而言，是从传统小农经济向近代工商业形态转向；从政治体制而言，是从传统皇权官僚体制向近代民主宪政体制转向；从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是从封闭自足向开放交汇、力争做自由平等的现代世界一员的转向。这是宏观而言的社会转型的主线。从微观而言，衣食住行、社会风习和休闲娱乐等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环境、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等内容，改变了社会的整体面貌，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点。

——摘编自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

——摘编自蒋天策《1949—1956：建国初期干部队伍建设转型的历史考察——以北京市为例》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