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图1                                                                 图2                                

——参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资料绘制

材料二：20世纪初，英、日、美等国表示，如果中国能改良法律，就放弃其在华领事裁判权。1902年，清政府任命沈家本（1840-1913）为修律大臣。1904年，修订法律馆正式开馆。沈家本提出“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界未有无法之国而长治久安者”。北洋政府频繁进行制宪活动，并大量援用清末法律。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在思想界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

儒家认为人性善，主张德治，提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等观点。主张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重视民生与民意。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法家认为人性恶，主张法治，韩非提倡君主不要谈礼义，而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提出“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观点。

材料二 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这些法律渗透着“敬天保民”的理念。春秋时期，“铸刑书”标志着中国最早的成文法的诞生。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了律的编纂，历朝法典多以“律”命名。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变化。唐高宗时，以儒经解释历代律文，撰成《唐律疏议》，曾经被儒家经典记载或讨论过的，靠着道德自律和乡里组织调解的各种风俗习惯，都一一披上法律的盛装，闪烁着王法的威严。在唐律律文及疏议中涉及的与不孝相关的条款有107条，占全部条款的21％左右。历代王朝大多以其为蓝本创制法律。它标志着神化皇权、德刑并重、礼法教化的中华法系确立。明清继续“以经注法”，以唐律为蓝本的《大明律》，开创律例合编体例。沿袭《大明律》制定《大清律例》，这些一度纳入科考，儒士常以国律教化乡里，约束民众。

材料三 6世纪查士丁尼编撰的《罗马民法大全》是古罗马法律的最高成就，也是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重申了“法律至上”的罗马法精神。1688年后英国又逐步形成“遵循先例”为基本原则，法官地位突出，判案遵循先例，也可对先例作出新解释，也称为“法官制定的法律”。美国、加拿大等纷纷仿效，形成“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颁布《法国民法典》，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强调宪法的根本地位。融入了启蒙思想“天赋人权”“理性平等”等成果，形成“大陆法系”。

纵观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法律思想，其具体制度设计上颇具差异，但无一例外的彰显了对个人本位个人价值的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观念仍然是西方社会法治的价值基础。

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