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无论是来自欧洲文明的国际法，还是其他非西欧文明下的各种国际法律规则体系，从其本源来看并不具有人类社会全体的共有性质。国家主权和平等的理念在当时并不具有普适性，并非生来具有全人类共有文明的性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无直接关联。这里所说的“普适性”是指普遍适用、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国际法的普适性即国际法能够为世界各国所接受、遵守的现象。为什么唯独建立在欧洲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法最后取代了其他非欧洲文明的多种国际法律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唯一的国际法律规则呢？如果我们考察其历史，就会发现作为法律文明一部分的欧洲国际法在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其手段和方法并不一定是文明的，有时还伴随着武力与殖民。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法成为实现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承担者。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为了维护一定的国际秩序，国际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为国际多边主义行为或多极格局提供更多的制度性保障。国际法所调整的对象也已经由军事和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级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展，同时，基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增加，国际法的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呼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关切，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整体利益。

——摘编自李伯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的角色定位、价值因应与制度供给》

材料一   王阳明指出，各个民族有自己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伦理风俗，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团结，政府应该重视各个民族的习俗和习惯，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礼仪，在国家层面，每个民族具有“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王阳阳在面对不同人群、不同民族时，还提出了“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等观点，并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对民族地区采取土官和流官并列的制度。王阳明认为，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民族的成员都可以成为贤人和圣人。他说：“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

——摘编自欧阳辉纯《论王阳明的民族观》

材料二   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而生的。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对外竞争、扩张的逐步展开，迫切需要获得相应区域范围政治力量的保护，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物质的生产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精神的生产也将如影随形。在相互交往中，人们忠诚的对象由神圣的天国转为世俗的人间，并开始认识、发现生存于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更为增长。人们在随后批判封建王朝国家的斗争中，产生了民族国家即“祖国”意识，表达了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近代民族主义作为理性的政治观念，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政治价值和观念符号。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