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了使清政府履行众多不平等条约，他们暂时减缓了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转而寻求相互的合作，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中外和好之局。一部分在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开始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悟。他们关注夷人夷事，逐渐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由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演进到与西方展开商务贸易，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 “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等较为普遍的舆情民意反映了社会观念的新变化。清政府因此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如兴办民用工业、减免船捐、修扩船只等，借此来与洋商竞争。晚清主流外交思想开始由“剿夷抚夷”向“商战制夷”的转变。如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前，就明确希望该局“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以免各口岸轮船生意尽为洋商所占”。

——摘自闵红武《论晚清外交思想的演变历程》

材料二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和政策进行全面调整。邓小平明确提出“真正的不结盟说”。中国逐步改变了以往“联苏反美”“联美反苏”的所谓“一条线”战略，明确提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中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抉择，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摘自齐鹏飞《新中国70年和平外交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材料一14-16世纪，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下列表格反映了这一时期与之相关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材料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民族”一词引进后，不久就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中华民族实际上包括各民族的内在联系，越来越被揭示出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阐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必须最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这样就把中华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完全揭示出来了，并且把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必要性升华到了理论和革命纲领的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彻底废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完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民族大家庭。

——摘编自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一   隋唐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扩展期，东北海疆经略是隋唐时期边疆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治理东北地区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征伐以及设置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设置行政建制，例如唐朝于辽东地区设安东都护府。在日本海西岸涉海地区设置羁縻政权管理海疆，还有开设互市贸易的经济途径。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摘编自岳新超《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材料二   辽代中央政府设置于由皇帝的翰鲁朵（宫帐）及四部落构成的行宫部落中，行宫部落无疑是其政治中心。但它作为部落组织，与草原其他部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畜牧生产集团。据畜牧生产周期的特点，游牧部落四季总是处于迁移流动中，这不仅为了避寒暑，同时也为了保证牲畜获得足够饲料以及保持和恢复牧场的肥力。这样的生产形式使行宫部落呈现一种动态，又因主宰国家事务的朝廷也置于这个部落中，所以辽代最高权力机构亦处于同步运动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与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原政权截然不同的行宫政治。

——摘编自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长期的历史生活实践中，各民族成员在创造了本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这一漫长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既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摘编自张增勇等《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材料一   隋唐时期，各民族交融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华夷一体”局面逐渐形成。隋唐都是从鲜卑族建立的西魏、北周一脉相承而来，隋文帝希望所有的民众都能以仁义之礼相处。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唐代采用册封、和亲、互市、通商、会盟等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与四方民族的关系。文质、儒雅、自信的儒家思想文化及仪态万方的华夏礼仪文明吸引了少数民族政权纷纷遣使大唐，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华礼仪。

——摘编自冯敏《一体与多元：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新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初起时，针对反清革命志士的政治口号，蒙古王公“虽然知道这一口号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的，但‘鞑虏’二字有着牵连蒙古的意味。”随着建国问题提上日程，革命派表示：“今后凡属蒙藏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皆得为国家之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国家之参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帝洋仪在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说：“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39年，成吉思汗第30代孙、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明确提出，“蒙古是整个中率民族的一分子。”

——摘编自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

材料三   1922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基本政策。193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9年，毛泽东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民族文化和结构特点等问题，稍后提出“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这些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观点，与当前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民族”内涵基本一致。

——摘编自赵刚《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百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