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材料一北魏中央官学是鲜卑贵族接受正规汉文化教育的主要渠道。北魏建立伊始，就将鲜卑贵胄系统接受汉文化教育视为治国、固国之根本。太祖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次年春下旨效仿中原王朝建立太学……孝文帝太和中，“诏立国子太学”，招收父祖官高爵显的贵族子弟入国子太学读书。中央官学以经学儒术为主要学习内容，北魏最杰出的儒学大家刘芳“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孝文帝敬重非常，诏为中书博士，为皇太子讲授经文。

——摘编自韩雪松《北魏时期鲜卑贵族的汉语教育与学习研究》

材料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少数民族教育也有一定发展。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提出，关于蒙古与西藏经济与文化之振兴，应以实行发展教育入手，要将宣传品翻译成蒙文、藏文，阐明蒙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且使蒙藏各族人民受到三民主义的教育。同时特定国立及省立之学校优遇蒙、藏、新疆、西康等地学生的办法，此后，对蒙藏学生优待办法逐步放宽至边疆学生。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指出：“宣告汉、满、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以御外侮而奠国基。”

——摘编自吴明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材料三1950年，政务院规定：“在一切民族学校内，应发扬共同纲领精神，克服大民族主义倾向与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培养民族间互相尊重、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作风”。1956年教育部提出边疆省、自治区所需师资除当地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外，需要内地支援的主要由内地调配部分初中学生和失业知识分子加以短训解决。1957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方案以及帮助壮、布依、哈尼等10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案，使民族语文教学得到更广泛的开展。1962年，教育部进一步提出，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其他一般高等学校，仍旧恢复过去“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办法，当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同时，可以优先录取。

——摘编自吴明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材料一   文物，是认识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重要依据。宋辽夏金时期的文物异常丰富，弥足珍贵。这一时期文化发达，以宋朝为中心的印刷业高度繁荣。同时，辽、夏、金都创制了民族文字，西夏出土的西夏文古籍甚多，其中包括很多译自汉文的著作，最大量的是译自汉文的佛经，辽、金还仿《开宝藏》刻印汉文大藏经，而未刻民族文字大藏经。出土的石碑或墓志上，真实地记录了那一时代的历史，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中有人名“浑嵬名遇”，莫高窟61窟题记有“翟嵬名九”，榆林窟12～13窟之间的题记有“张讹三茂”等。这些姓氏第一个音节为汉姓，第二、三个音节为番姓。在存世的塔寺建筑中，北宋开封的开宝寺塔、北京的辽代天宁寺塔、银川的西夏承天寺塔、山西应县的金代佛宫寺释迦塔等，建筑宏伟，各具特色，在中国的佛塔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杰作。可以说，这一时期存留宝贵的文化遗产，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史、科技史上的黄金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摘编自史金波《宋辽夏金时期的文物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普洱专区民族关系极为复杂，民族工作极为繁重，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十分艰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庆典之际，党和政府组织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周年庆典观礼。1950年8月，普洱专区傣、佤、拉祜、哈尼、布朗、保僳等35名民族头人及代表参加西南民族代表团，一路北上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观礼之后，代表团又先后到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大城市参观访问。此后，于1951年1月1日，按照佤族、傣族盟誓习俗，举行镖牛、喝咒水仪式，48名民族兄弟代表分别用傣文、拉祜文、汉文签名盟誓立碑：“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镖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摘编自王德强、袁智中、陈卫东编著《亲历与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口述实录》

材料一   明朝将渝东南土司纳入地方行政系统之中，布政司、都司、府、卫这些机构都曾对渝东南诸土司行使过直接统辖之权。《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八年（1375），明朝“改（酉阳）宣慰司为宣抚司，属四川都司”。第二年，在其之下又“置平茶、邑梅、麻兔、石耶四洞长官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酉阳宣抚冉兴邦以袭职来朝，命改隶重庆卫，隶属于四川都司，这意味着明朝对酉阳土司的统治更加严密。同时，明朝将之前隶属酉阳土司的邑梅、平茶土司析出，分别隶属不同的地方基层机构。永乐十一年（1413）实力较强的邑梅、平茶二司被朝廷剥离出酉阳土司，使得其失去左膀右臂，实力大受影响。……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酉阳土司因援辽之战作战有功，被擢升为宣慰司。朝廷又以其“辖平茶、邑梅、石耶三长官司”以示嘉奖。

——根据张万东《明清王朝对渝东南土司统治研究》整理

材料二   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地仍有不少土司。国民政府对一些残余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1931年内政部提出改革土司的基本原则：凡能直接改县的地方须直接设县管理。但实际仍然保留部分土司或土流并治。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边疆的土司如傣族土司刀京版，潞江土司线光天等自发组织民众抗日，并因抗日有功受到政府嘉奖。……铁道部还制定西南地区铁路建设计划，川滇公路、川黔公路与川康公路也相继建成通车。云贵川三省的邮务也有所发展。……国民政府曾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提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在法律上予以确认，但蒋介石上台以后，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过是汉族的宗支。国民政府主张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的政策……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三大运动，要求民众统一使用汉语，强迫苗族姑娘嫁给汉人，派人到苗寨剪去苗族妇女的头发与花裙。

——根据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整理

材料三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直辖市，重庆常住少数民族人口217.0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6.7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心理特征、最高社会归属感，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党在各族群众中的主心骨和领导核心作用。……对照市委“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上取得更大成绩”的要求，渝东南民族地区……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机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材料一   10世纪后，随着东南亚地区各国家的发展，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强。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所历凡三十余国”，每到一个国家，首先会见当地国王与官员，赠送丰厚的礼物，遵守当地的风俗。然后开展以“朝贡贸易”为主的贸易活动。同时还负有打击海盗，肃清海上航道，调节各国纠纷的重任。早在此之前，沿海商民就私造大船，运载金玉丝绸，下“南洋”贸易行商，有的甚至留居不归，以致当地“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习北俗”。直到16世纪葡萄牙所绘马六甲地图，也到处标有“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等。

——摘编自《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

材料二   1905年，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曾在日本见到钦慕的梁启超，梁对他说：“我国与贵国地理历史两千余年密切甚于兄弟，岂有其兄立而视其弟之死而不救乎！”并告诫其“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但患无独立之民”。当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陷入低谷时，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越南革命的大本营和大后方。潘佩珠等人在广州组建越南光复会并吸收大量华侨参加，提出“近者向中国学习，远者以欧美为师”。针对荷兰殖民统治残酷镇压印尼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大起义，1926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刊文《爪哇的暴动》：“告诉爪哇的兄弟们‘中国民众是同情于你们的，你们的斗争引起全东方的同情，继续你们的独立运动吧’。”

——摘编自余定邦《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友好交往大事记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