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长期肆意干涉拉丁美洲事务。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美国政府武力入侵的同时，更侧重于用“民主化”与“和平演变”的手段干预拉美地区事务。1999年，美国政府推出“新干涉主义”，竭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充当“世界法官”。后冷战时代，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开始不断下降。同时，拉美地区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组织，在运用自身力量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凸显了越来越洪亮的“拉美声音”。2013年11月，美国政府宣称放弃“门罗主义”，然而就在当天，又对古巴进行了抨击。此后，美国政府又相继对委内瑞拉等国的内政进行了干涉。

——摘编自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97年，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东盟各方面关系全面加强：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2021年11月，习近平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制定了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政策。尽管英国也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但由于香港是东亚的转口贸易中心，英国不愿对除军火外的其他物资实行严格控制。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实行全面禁运。在美国一再施压下，英国同意对战略物资实行有选择的禁运。中美朝鲜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管制，但美国这一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一直保持下来。

——摘编自陶文钊等《中美关系史》

材料二   1955年，对外贸易部部长讲道，五年多来，我们在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和继续贯彻着下列基本政策：进口与出口政策必须贯彻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则；稳步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同时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争取利用与斗争、分化相结合的策略，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加强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实行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三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计划完成情况单位：亿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一   1840年前，中国没有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朝贡”事务。中国外交体制演变，始于“五口通商大臣”设立，后来随通商口岸扩展，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61年，咸丰帝迫于英法压力，成立总理衙门，它是专管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国外交体制重大变化。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领事馆，它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中西交往中，清朝放弃了“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901年，外务部设立，它厘定使节职制，制定外交规章，重视外交官培养，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正式确立，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材料一   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因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告谕中书省限制其贡期及贡品数，“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同时亦将此意转谕安南、爪哇、真腊等国。进京朝贡的人员住在会同馆，“旧例各处夷人朝贡到馆，五日一次放出，余日不许擅自出入，惟朝鲜、琉球二国使臣则听其出外贸易，不在五日之数。”明政府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道，要求朝贡船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将贡品运送至京。

——摘编自李金明《试论明代外朝贡贸易的内容与实质》

材料二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郑重指出：台湾、琉球“二岛俱我属土……裁决固在于我”。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占领越南。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自此，晚清封建宗藩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林龙飞《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材料三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一一般认为，古代东亚的世界秩序是中国主导的、名为“天下”的中国世界秩序，朝贡制度是其核心，中国同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朝贡关系。汉、唐、明、清时代是朝贡制度能较好运转的时代。中国始终是文化输出的一方，在历史长河中维持了华夏的内核与身份。从周边的朝贡国家的视角来看，寻求贸易机会是朝贡的主要动机，但这种贸易关系并非以贸易平衡为目标。明太祖朱元璋在《明皇祖训》中嘱咐后世子孙不得“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朝贡国根据自己对利益的衡量而自愿行动。朝贡关系是中国天下秩序的体现，属于天下法运行的外部表现。

——摘编自牟文富《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过去与未来的连结》

材料二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但继承了基督教世界的排异性理念，“国际法律体系便变成白种人的俱乐部，非欧洲国家只有证明自己是‘文明化了’的国家，才能被挑选进入这个俱乐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中国与之建立条约关系，扫除对华贸易的障碍。条约关系各国将外交视为“有武装实力的思考”。各国列强单方面攫取种种特权而不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中国则片面承担了大量国际义务，却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

材料三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等思想内涵，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也超越了强国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窠臼，实现了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创新认识和升华。

——摘编自张清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意义》

材料一   中非交往在唐代的始于贞观年间。根据史料记载：“殊奈，昆仑人也……贞观二年（628）十月，使至朝贺。”天宝十年（751），唐朝人杜环到达过非洲。唐代的中非交通线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8世纪后，陆路渐趋衰落。瓷器和丝绸是唐代时期输入非洲的大宗物品。从7世纪开始，东非海岸商业性城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推动了中国商品进入非洲。香料、象牙则是非洲输往唐代中国的主要物品。

——摘编自景兆玺：《唐代中非关系论述》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基础设施融资方、对非投资增速最快国家、非洲国际工程的主要承包方以及主要发展合作伙伴。非洲国家也积极支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和倡议，非洲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最积极的方向之一。面对百年变局，中非团结合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能为非洲乃至全球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注入强劲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

——摘编自周玉渊：《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