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制定了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政策。尽管英国也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但由于香港是东亚的转口贸易中心，英国不愿对除军火外的其他物资实行严格控制。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实行全面禁运。在美国一再施压下，英国同意对战略物资实行有选择的禁运。中美朝鲜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管制，但美国这一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一直保持下来。

——摘编自陶文钊等《中美关系史》

材料二   1955年，对外贸易部部长讲道，五年多来，我们在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和继续贯彻着下列基本政策：进口与出口政策必须贯彻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则；稳步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同时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争取利用与斗争、分化相结合的策略，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加强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实行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三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计划完成情况单位：亿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一   美国杜鲁门政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看作是“受苏联控制、支持的结果”，继续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这就关死了美国与新中国改善关系的大门。正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毛泽东感到新中国有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有利于放手地进行国内建设，有利于共同对付面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积极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上予以援助，这促使中共更加坚决地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摘编自徐如军《论新中国外交思想三个层面的转变》

材料二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大调整。这次调整自然与国际局势的变迁有重大关系，美苏两国在冷战中加强了对话，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追求。在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前提下，中国将外交政策的内涵定义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其中的“不结盟”更加鲜明地强调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完全独立与自主。

——摘编自伏文艳、江敏《国际局势变迁视野下新中国外交思想审视》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曾提出对四方蛮、夷、戎、狄四大民族集团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主张。据《史记》载汉朝时对降服的匈奴人“因其故俗为属国”，所谓属国，就是因其俗，存其国号，而属汉朝。属国内的管理制度，则仍按原民族的制度即因俗和利用原来的统治者而治。这种体制后来扩展至南方和西南的许多民族地区，如在氐羌设立金城属国、广汉属国等。魏晋南北朝时曾建立了许多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这些政权在法制上主要采取了以汉法治汉人，胡法治胡人的双重统治体制。《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依法律论”，公开确认各民族的“本俗法”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这是对秦汉以来对各民族实行“因俗而治”措施的法律化、制度化。清朝曾制定了一部专门适用于蒙古的法规《蒙古律例》，《大清会典》记载“国家控驭藩服，仁至义尽，爰按蒙古风俗，酌定律例”。在这部法律中，“凡蒙古犯罪皆论罪”，即用罚牲畜取代清朝法律规定的刑罚。综上所述，“因俗而治”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法制原则，它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苏钦《论古代民族法制中的“因俗而治”》

材料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一些政策做了适当调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适应新形势需要，适当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九届全国人大成立了以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为组长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小组。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于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

——摘编自马启智《新中国60年民族法制建设》

材料一   在蒙古，清朝建立盟旗制度，同时采取怀柔政策积极笼络蒙古地区的宗教上层人物。在西北地区，清廷设立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统率各地的驻防军并监管地方政权；还册封当地的各族首领为汗、亲王等，由他们对当地的人民进行管理。在西藏，清廷将藏族不同部落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实行不同的进贡制度；确立黄教首领达赖喇嘛的政治统治地位，尤其对西藏事务进行管理，同时设驻藏大臣对其牵制。在东南地区，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对沿海不断进行骚扰，清政府再次实行海禁，仅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并建立严密海防，实行严格的巡洋要求和会哨制度；清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是依照内地模式进行的，积极鼓励当地人民开垦，并在扩展的地方设立行政单位进行管辖。

-摘编自孙守朋、乔金航《浅论清代前期的边疆治理》

材料二   1949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公安部边防局以负责边防和海防，并先后在新疆、云南、甘肃、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建立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垦局。1950年4月，中央政府决定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吸收大量少数民族有识之士，同时保证各少数民族在当地代表大会中拥有相当名额。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省、市、县三级。“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工业援助中的很大一批项目安排在了云南、甘肃、黑龙江等边疆地区。中央多次派出工作队到边疆地区，在当地建立学校、医院等设施，并设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等十几所民族院校，定期开设各种民族培训班。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着手解决边界问题，先后和缅甸、尼泊尔、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维护了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摘编自李庚伦《试析中国共产党陆地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

材料一   作为处于元和清两个少数民族王朝政权之间的汉族政权，明王朝既继承了元朝留下来的庞大疆域及相关认知，又在把传统中原王朝的“中国观”“天下观”以及“内中国而外夷狄”等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明太祖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在从东北、到华北和西北、到西南等广大的民族边疆地区，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明中央在边疆防御的主要对象。其次，明初继承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施政治国的最高目标是“定天下于一”。……天顺御制《大明一统志·图序》中言及的“边疆”和“四夷”，不仅包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民族部族或政权等。

——摘编自彭勇《徘徊在近代化社会的大门外：明代的边疆民族观念及政策评说》

材料二   “占领总统府”这一胜利，不仅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同时也宣告了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时代的即将到来。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必须解决好民族问题。1949年全国政协大会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专门征求著名的民族理论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同志旁征博引，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实施的原则和意义，认为“不能不根据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经过不同的具体道路，采取不同的形式。”

——摘编自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