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长期肆意干涉拉丁美洲事务。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美国政府武力入侵的同时，更侧重于用“民主化”与“和平演变”的手段干预拉美地区事务。1999年，美国政府推出“新干涉主义”，竭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充当“世界法官”。后冷战时代，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开始不断下降。同时，拉美地区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组织，在运用自身力量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凸显了越来越洪亮的“拉美声音”。2013年11月，美国政府宣称放弃“门罗主义”，然而就在当天，又对古巴进行了抨击。此后，美国政府又相继对委内瑞拉等国的内政进行了干涉。

——摘编自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97年，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东盟各方面关系全面加强：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2021年11月，习近平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制定了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政策。尽管英国也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但由于香港是东亚的转口贸易中心，英国不愿对除军火外的其他物资实行严格控制。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实行全面禁运。在美国一再施压下，英国同意对战略物资实行有选择的禁运。中美朝鲜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管制，但美国这一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一直保持下来。

——摘编自陶文钊等《中美关系史》

材料二   1955年，对外贸易部部长讲道，五年多来，我们在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和继续贯彻着下列基本政策：进口与出口政策必须贯彻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则；稳步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同时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争取利用与斗争、分化相结合的策略，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加强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实行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三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计划完成情况单位：亿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一   1840年前，中国没有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朝贡”事务。中国外交体制演变，始于“五口通商大臣”设立，后来随通商口岸扩展，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61年，咸丰帝迫于英法压力，成立总理衙门，它是专管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国外交体制重大变化。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领事馆，它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中西交往中，清朝放弃了“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901年，外务部设立，它厘定使节职制，制定外交规章，重视外交官培养，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正式确立，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材料一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青铜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于中国，自之辟民”……到周成王时，……周公扩建洛邑……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成为“中国”。中国的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摘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材料二   ……开战之初，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一难得一见的“西洋景”。英军虽然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在交战区几乎无处不在。中国历史长这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于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

——摘自《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材料三   民国建立后，成千上万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蜂拥而至。1932年，张君励《再生》创刊：我中华民族国家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境，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因定名曰再生。我中华民族……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皆属平等。利害与共，痛瘁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

——摘自《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材料一一般认为，古代东亚的世界秩序是中国主导的、名为“天下”的中国世界秩序，朝贡制度是其核心，中国同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朝贡关系。汉、唐、明、清时代是朝贡制度能较好运转的时代。中国始终是文化输出的一方，在历史长河中维持了华夏的内核与身份。从周边的朝贡国家的视角来看，寻求贸易机会是朝贡的主要动机，但这种贸易关系并非以贸易平衡为目标。明太祖朱元璋在《明皇祖训》中嘱咐后世子孙不得“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朝贡国根据自己对利益的衡量而自愿行动。朝贡关系是中国天下秩序的体现，属于天下法运行的外部表现。

——摘编自牟文富《中国的东亚秩序构想：过去与未来的连结》

材料二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但继承了基督教世界的排异性理念，“国际法律体系便变成白种人的俱乐部，非欧洲国家只有证明自己是‘文明化了’的国家，才能被挑选进入这个俱乐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中国与之建立条约关系，扫除对华贸易的障碍。条约关系各国将外交视为“有武装实力的思考”。各国列强单方面攫取种种特权而不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中国则片面承担了大量国际义务，却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

材料三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等思想内涵，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也超越了强国必霸、大国冲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窠臼，实现了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创新认识和升华。

——摘编自张清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意义》

材料一   汉唐时期因“关中三面距险……雍州山原皆从西北来，西北最多，羌虏据之”，“边陲之戍，用保封疆”，故而西北边疆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心。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唐代以各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以西北边疆地区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完善了边疆治理体系；为解决戍边部队的军资粮秣，“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虽然汉唐时期对边疆“其地不可耕而食，其民不可臣而畜”看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汲取边疆资源以补国用的传统促使中原王朝与西北诸族广开互市，带动了西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史载当地“禾菽弥望”，“众庶富乐，编户安业”。

——节编自黎镜明《汉唐西北边疆治理刍议》

材料二   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并意图进一步吞并新疆。左宗棠在1877年《遵旨统筹全局折》中，一方面强调新疆为防卫蒙古诸部以及陕、甘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注重欧洲的国际形势，“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俄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1879年之后，中俄在新疆问题上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1884年新疆设立行省，从根本上改变了藩属体系下“分而治之”的行政体制，更便于清廷直接参与新疆地方事务管理。1901年清末新政之后，满洲大臣提出“化除满汉畛域、各族混成一体”，西北边疆逐渐形成与内地行省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节编自李阿慧《“西北藩属”与“东方问题”》

材料三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建国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兵团成立初期，新疆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体，时至今日，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地位逐步明晰，新疆在对外开放格局中由“末梢”转为“前沿”。

——黎镜明《汉唐西北边疆治理当议》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俗而治”主要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政治上任用当地部落首领，经济上不改变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文化上顺应风俗习惯，边疆地区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致的治理模式。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指地理上边疆地区在行政管理形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内地处在较为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形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在承认和尊重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差异、民族风俗习惯差别的前提下的一体化。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1949年的《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此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和各种调解工作，使许多积怨甚深的民族纠纷，陆续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中央访问团，分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访问，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带去大批急需的药品、医疗手术器械及生活用品。各级人民政府还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一次民族政策大检查，取得了较好成效。1951年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分院；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普遍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