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朝时期的地理景观是村落遍布各地，朝廷触角直接深入到村落内部。北朝很早就建立了户口管理制度，自太和中叶以后，“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掌握户口、交纳赋役等工作。同时，村落中依然存在“乡里”编制。朝廷也利用乡里的名称灌输儒家思想，推行教化。由于统治者沿用先秦以来的传统，自都城到郡县均设刑场于“市”，村民时常会遇到处决犯人的场面，从中可以直接感受到朝廷官府的赫赫威力，有心人也能从中察觉到政治的细微变化。
材料二 关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两者是对立的。不过，分析有关记载，可以找到事例，为认识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太平寰宇记》：“废延福县……后魏废帝元年于此置延陵县，属扶宁郡。”值得注意的是西魏设立延陵县是在“延陵村”的基础上进行的，县的名称也由该村而得，县的治所也设在该村。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村落由于这次设县活动，一跃而成为“县”一级的行政治所。……从而使该村朝城镇方向发展。延陵村在西魏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并不是孤例，而是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
——摘编自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简要梳理北朝对村落治理的主要举措。(2)运用材料二所提供的事例，简要说明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新的角度”。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清末人口统计的目的有何不同，并分析产生这些不同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战略意义。
材料一 “救亡图存首在兴民权，兴民权首在地方自治”成为晚清社会共识。1907年清政府民政部在京师试办地方自治，并告示称“尔等须知地方自治系国民应享之权利和义务，将来公开国会，选举议员，均以此为基础”。1909年清政府颁布《自治研究所章程》，要求各省城及府厅州县各设一所，所长由公举士绅担任，具备选民资格的人可以成为学员，主要学习各国法律、地方自治章程等；此后清廷又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等，主要涉及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事业等。1910年底，直隶、湖北、湖南等省培养的自治学员在三千人以上，四川更是在万人以上，晚清地方自治初具规模。
——摘编自樊实秋、吕渊《晚清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自治》
材料二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选举法》，规定乡镇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并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迅速普及。1982年宪法第一次确认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法律地位。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实行村民自治的思路。1994年2月，民政部发布的《全国农村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指导纲要（试行）》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的村民委员会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1998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全面展开，民主形式更加多样，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
——摘编自杨原、刘玉侠《新中国成立60年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村民自治问题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推行地方自治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村民自治的特点。
材料一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由州县派驻守备、把总、千总、外委等武官，而巡检司是进驻市镇的主要官方机构，“以检防有道，讥察有方”。市镇驻防官兵的开支列入地方财政，除武官外，政府另派驻文职人员参与市镇管理。市镇间还设有税关或税课局，赋税上缴州县。市镇“设有乡约、里正，以编保甲而稽赋册”。“保甲，市镇设客长，棚民设棚长，均当堂报名具结，给与腰牌，稽查匪类逃人及违禁等事”。市镇中的牙行及牙人穿梭于客商与本地货主之间，兼任中间商角色，“牙行辈按月朔望莅府，听点受约，乃请于当道，下令以局地为场，以听点之日听民与商负货为市，设耆民以平价……民乐从而集成矣”。在一些市镇中，牙人穿梭于县城和市镇之间，成为市场规划及管理的实权人物。
——摘编自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
材料二 依据宪法，美国政府体系由联邦、州和地方（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区）三级政府组成。在新英格兰地区，虽然镇是处于县之下的地方单位，但是，县不过是一种司法行政区域，地方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由镇来行使的，且一般不受县的直接干预。随着人口的增多，居民需要更多更好的服务，经居民投票可以申请建镇。镇民大会是镇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镇的决策机关。行政机关是镇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镇委员会成员由镇民大会选出。镇政府处在为镇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一线，同时，有很多的公共事务并不由镇政府来管理，而是由各种社会团体分担负责。
——摘编自王玉龙《美国乡镇建制及运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管理机制的构成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相比，近代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镇在行政管理上的不同及其成因。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政治整合。一是通过清匪反霸打击实际掌握乡村统治权和压迫普通农民的地主势力或其他黑恶势力，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利收归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二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末端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由此，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摘编自李华胤《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与经验探析》
材料二1980年，四川广汉向阳公社率先重建乡政府，开始了政社分开，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进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政权的政治地位，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立使得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农村环保、民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各项工作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要求。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明确地站在统筹城乡的角度上，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摘编自刘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乡村治理的历程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土地改革对乡村治理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治理发展的特点。
材料 纵观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长期是以宗法观念来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税收来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度将文化和知识联结起国家和乡村社会，使正统封建理论在乡村社会思想领域占绝对领先和主导地位。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乡村治理模式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主线，结合各朝各代的具体实际情况，形成了具有当时朝代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在潜移默化中，一直遵循其内在规律，即国家政权通过多种方式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但是在治理的介入方面较为适度，以便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摘编自朱亮《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演变及其特点》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某一朝代影响乡村治理的一个举措进行阐释。（要求：朝代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在基层治理上继承了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并创造出群众路线，形成全新的现代治理经验。群众路线既是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又是对治理传统的继承，既是群众工作方法，又要在行政体系内实践，是基层治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体现。通过发动群众，新中国实现了比传统社会更高的动员组织程度，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完成了现代农村建设，如沿用至今的完善的水利体系，简易公路交通系统等，并推进一系列乡村公益事业，如扫盲运动、学校教育、卫生运动等。
——摘编自吕德文《中西基层治理有何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基层治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秦汉时期，由于简牍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乡吏具体负责户籍的编造，县吏主要起监督、审核作用，户籍的正本放乡，副本呈县。由于乡吏是郡县任命，俸禄微薄，工作上经常有私派加征、盘剥百姓的行为。东汉末年，战事频繁，人口流动加剧，户籍散乱。魏晋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户籍转由县廷编造，并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隋唐则彻底废除乡吏，继续强化以县廷为中心的治民方式。
——摘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等
材料二 宋代，主户“均为五等”，施行五等分户制，并据户等征收赋役。客户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良人身份，在户籍管理上有自己的专属户籍，并未附籍于主户。此外，州县还编制丁籍，对象涵盖主、客户，以全体男性为统计范围，登记姓名、年龄，不计财产，主要是为了征发夫役和科派身丁钱。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未成年男性已经不再承担徭役。当发生饥荒时，朝廷也会依据丁籍存恤百姓。
——摘编自戴建国《宋代籍账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一、指出魏晋时期户籍编造主体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户籍制度的作用。
材料 中国古代基层百姓可以通过读书、科举、捐赠、卖官鬻爵、姻亲关系、荫子制和举荐制等多种方式成为地方士绅。一般而言，士绅是乡村社会的楷模，兼具品德与智慧，大多能够以乡邻的利益为重，秉公办事，维护乡邻的团结和谐。随着儒释道等文化的融合，士绅们往往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及现实需要，制定相应的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违纪违德者根据乡规民约进行处罚，而违法者则交由政府进行惩治。家训族法与乡规民约，是保障我国古代乡村社会自治的重要条件，使得人们能够邻里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致富。
——摘编自薛凤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主要策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经验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在国家系统和乡族势力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乡绅”阶层。国家利用察举、荐举、科举、捐纳等社会流动渠道，把地方上的精英分子和有钱有势之人吸收到政权体系之中，授予官职、功名和各种荣誉，允许他们享有优免特权和一定的司法豁免权，“乡绅”阶层逐渐产生。同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而基层社会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阶层代表它与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打交道。因此，“乡绅”阶层得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二 明清之际，时局动荡，大量士人回归乡土，试图通过“恢复乡间古礼与重建宗族借此延续文化血脉”，这种“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的意图和尝试”与清初帝王们的乡村社会重建计划不谋而合。清王朝重视发挥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大乡村，士绅阶层以维护和弘扬儒家思想信仰及价值观念为己任，并通过自己的言行给予广大民众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另外，士绅还积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各类公共事务，在乡村治安、司法、赋役、祭祀等领域士绅似乎从未缺席，因此国家有赖于士绅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而乡村则更希望士绅能够为乡村争取更多的利益。
——摘编自王洪兵《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1)根据材料一，分析传统社会“乡绅”阶层兴起并长期存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士绅乡村治理的特点及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