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荒政中，人主的职责有六，宰执的职责有八，监司的职责有十，太守的职责有十六，县令的职责有二十。人主在荒政中，要“一曰恐惧修省；二曰减膳撤乐；三曰降诏求直言；四曰遣使发廪；五曰省奏章而从谏诤；六曰以厚黎元”。宰执在荒政中，要“一曰以燮调为己责……六曰建散财发粟之策……八曰开言路以通下情”。县令要“一曰闻旱则诚心祈祷……六曰由上司觅义仓以赈济……十有一曰听客人之粜籴……十有八曰散施药饵以救民……二十曰除盗贼"。
——摘编自宋·董熠《救荒活民书》
材料二 冬令救济对于贫民是最直接有效的救济方式。如1924年后，在乐山县城，每届年终，慈善团体和少数商家就会筹集钱粮散发贫民，作为冬令救济的款物。1942年10月26日，社会部发布《冬令救济实施办法》，规定各地根据经济情况择要举办以工代赈，小本贷款，平粜粮食，开办半价食堂或粥厂，发售平价衣被，设置庇寒所等。
——摘编自赖静《非独立性：民国时期社会保障的混合形态》
材料三 “中国式减贫”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畅通内外循环奠定了基础。出口、投资以及内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为减贫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大规模工业化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大规模就业实现普遍式脱贫。第二阶段减贫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2013年中国政府启动了精准脱贫攻坚战，将保护式和开发式扶贫进行了有机对接，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减贫在制度层面进行了整合，构成了中国扶贫的新实践体系。
——摘编自孙靓莹《“中国式减贫”照亮全球脱贫之路》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宋代和民国时期扶贫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现代扶贫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唐代前期，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政务运行细则都是通过先后完善起来的律、令、格、式等法令条文加以规定的，并且国家还实现了各项制度规定的高度法典化。唐代国家治理的运行程序贯穿着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构拟性的基层行政单位乡里及其基础村坊作为县级行政的延伸层面，由政府选补的行政代理人里正和村正执行县级官府的基础行政职能。国家政务从朝廷到乡村实现一体化运行，律、令、格、式对政务申报裁决机制有着详密规定。政务运行的文书制度、由上而下的命令文书和由下而上的中奏文书构成了政务文书的主体，按照发文主体和行用范围区分为不同名目的文书，各有其规范的体式。白居易曾言，“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这形象地勾画出了唐代中枢政令下达到基层的行政流程。
——摘编自刘后滨《唐朝政令如何落实到乡里—基层政务与国家制度的弹性对接》
材料二 唐朝时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贞观九年（635年），乡曾设乡长一人，佐二人。贞观十五年（641年）时，乡中唯置者老一人，“以者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大都属于年高德厚者，故不担负具体职事。每里置里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里正“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等，由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或白丁清平强干者充任，“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里正身免课役，但要负责里内治安、词讼、农桑、赋役、户口等事务，既是身份特殊的职掌人，又是国家政令向基层贯彻的关键。
——摘编自曹大为等《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基层政务运行机制的特点，并说明唐代基层治理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代基层政务运行机制建立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城乡基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基层治理转型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明清时期，由退休官员、有科举功名的候选官员等组成的乡绅阶层，活跃于乡村社会之中。当时，国家权力逐步从乡村退出，出现“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情形。乡绅作为“居乡之士”和“在野之官”，既被乡民所崇敬，又是“惟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的集团，成为乡村公共事业事实上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乡村治理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二 近代英国乡绅阶层是介于有封号的贵族和富裕农民之间的中等阶层，由骑士、在农村购买土地的工商业者、租地农场主和有实力的大农等发展而来。中世纪晚期，国王为限制和削弱贵族势力，委任乡绅担任地方治安法官、税收专员等职务，乡绅掌握地方治理权，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乡绅自治”。到17世纪中叶，乡绅占有全国土地近元分之一，成为占有地产数量最大的一个阶层。乡绅还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使下院成为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的重要阵地。乡绅阶层在16一18世纪中叶英国政治运动和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明清“乡绅之治”形成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中国明清时期的乡绅阶层相比，近代早期英国乡绅阶层的特点，并分析其对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材料 与前代相比，宋朝继承了传统的家国同构逻辑，即国家对社会成员具有天然的道义责任，社会救助体制取得了重要发展成果。在灾荒救助中，颁布了勘灾定损的“报灾检灾法”、动员民间自救的“劝分法”、救助流民的“灾伤流移法”。对于灾荒期间捐献钱谷赈济贫乏的富户，国家根据其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荣誉官职奖励。朝廷下诏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仓种，如常平仓、义仓等。在两宋之际的战乱中，常平仓和义仓损失惨重，南宋兴起了地方仓储建设高潮，但无偿赈给较为少见，主要用于赈籴和赈贷，所以地方性仓种中，以平籴仓、平粜仓命名的最多，它们对乡村的灾荒救助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文《宋朝社会救助体制的形成逻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社会灾荒救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朝实施灾荒救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