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牛的形象在中华文明原始时期就已出现，牛耕图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载体。隋唐时期，牛耕图并不只在描绘北方旱地牛耕场景，南方水田耕作场面日益丰富，牛耕图像逐渐定式，同时牛耕图的载体也发生相应变化。唐代山水画的兴盛，使牛耕图从秦汉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石发展至墓室及洞窟壁画之中，如唐高祖李渊从弟李寿之墓中就见两幅牛耕图。同时该时期牛耕图样逐渐丰满，并不止于单纯牛耕活动描绘，还增添了画面背景的刻画。牛耕也出现在佛教壁画之中，如凿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刻画了《佛说弥勒下生经》中一种七收的场面，画面中就有牛耕图的出现。

宋代画家对于牛耕的描绘日渐脱离墓室以及洞窟壁画之中，牛耕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纸本绘画上，出现在文人画家笔下，且并不再局限于对农事的真实描述，而是以耕牛来寄托画家之思，并逐渐成为皇权的教化工具。据史料载：   “仁宗宝元初， 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

明清时牛耕图已经不再限于壁画以及纸本绘画之中，载体形式丰富多样，如陶瓷、版画、年画等，与世人的生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承袭宋元之制，皇权对耕织图重农劝桑的教化作用极为重视，据悉明代仇英、唐寅皆绘过耕织图，至清代多位皇帝都曾任命宫廷画家画耕织图。

——摘编自夏恒《象征与教化：中国古代牛耕图发展的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