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食品安全自古以来也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公共治理问题。

材料一   《礼记王制第五》记载了周代有关食品安全保障的规范：“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这一规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管理的规范。据《唐律疏议》记载：“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也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以故杀法”。为了加强管理和监督，宋代政府颁布法令让商人们组成“行会”，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同时在法律上继承唐律的规定，对腐败变质食品的销售者给予严惩。

——摘编自李建军、史玉丁《食品安全规范的历史及其伦理思考》

材料二   186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食品法，起因是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阿卡姆对伦敦出售的许多面包进行了化学分析，并在1820年出版《食品掺假以及监测方法》一书，指出在面包中使用明双漂白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任命化学家查尔斯M威斯利尔在新成立的农业部任职，开始分析食品、肥料、杀虫剂和其他农产品的化学成分。1906年，美国“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纪实小说《丛林》，向公众揭示了美国食品加工厂生产的黑幕。据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后深受触动，随后就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因此创立美国国家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简称FDA），负责对美国境内所有人食用的食品和药品进行安全评估。

——摘编自李建军、史玉丁《食品安全规范的历史及其伦理思考》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材料   鸦片战争后，清朝邮驿制度日渐衰落，“往往有数百里内文书竟迟至十余日始到者”。但圈于传统思想，清朝官民对西方近代通讯普遍排斥。19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列强的纷至沓来，清政府被迫允许列强在中国铺设海底电线，中国事实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当中。电报的准确、便利、迅捷，给清朝官员以深刻的印象。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提议“闻电线之设，洋人持议甚坚……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沈葆桢在奉命前往台湾布置军事中，深感军事情报的原始联系方法，将对战事产生不利影响，主张在福建沿海与台湾之间架设电报线路。由于军情紧急，清政府令其“妥速筹办”，此举首开电报禁例。1880年，李鸿章奏请朝廷架设“由天津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得到批准，揭开了晚清政府全国性的大规模正式创办电报的序幕。

——摘编自《传统与变革》

材料—   公元6年，在我国的黄河流域一带瘟疫横行肆虐，西汉的第十四位皇帝汉平帝下令在当地建造一些房屋，里面放置各种药品，并配有专职的医生，给患病的人给予及时医治，这便是我国第一批公立的临时医院。到了隋唐时期，具有一定收容能力并制定有相关管理制度的医院便初步形成了。到了宋代，医院的门类变得更加齐全，而在北宋末年，全国各地也相继建成了一些为贫困病人治病的“安济坊”。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广惠司”，这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到了明、清两代，医院的分类和分工更加多样，而且明确。“太医院”设有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医员等不同职别，主要为皇室进行医疗服务。而下设于全国各地的医院仍然通称为“病坊”，为普通百姓看病。

——摘编自张赫《我国古代医院的诞生及演变》

材料二   公元6世纪起，基督教在英国传播。基督教会在修道院和教堂的基础上安排场所，收容过往的朝拜者和旅客，同时对本地的贫病百姓给予帮助，初具近代医院的雏形。到1200年为止，全国范围内共有250所医院，而到了1348年黑死病爆发前夕，共有500多所医院。医院从管理者到护理人员，几乎都是神职人员，医生也都由神父兼任，治疗前举行宗教仪式。罗伊·波特曾这样评价这些医院：“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即便是在希腊罗马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专为救助病人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医院的建立是基督教会的杰作。”

——摘编自傅益东《中世纪英国医院浅探》

材料一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二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材料一   中国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英商修筑的淞沪铁路（吴淞口至上海），因遭到沿线居民的反对，清政府将其买下，次年拆除。1881年清政府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竣工，标志着近代中国铁路的诞生。后来，清政府靠出让利权修筑了卢汉铁路（京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段）、津浦铁路、沪宁铁路等。1876--1911年，清政府共修建铁路9100千米。其中，京张铁路是第一条由中国人主持修建的铁路干线。1912-1949年的民国时期，共建铁路17100千米，但由于战争破坏或其他原因，一些铁路被拆毁。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有铁路22600千米。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对原有铁路进行修复、改建的同时，着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铁路新线建设。到1978年，为了开发西南西北地区、增强中部和东部地区运输能力、直接通往港口和邻国等目的，共新建干线、支线铁路100多条。改革开放后，铁道部把建设资金主要投向现有营业铁路的技术改造上，先后完成了一些铁路的复线配套工程。另外，自乌鲁木齐到阿拉山口的兰新铁路西段竣工，并与前苏联土西铁路接轨，第二亚欧铁路大陆桥全线贯通；南北大动脉京九铁路建成通车；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铺轨贯通。另外，为解决煤炭运输，新修了大秦、新兖、兖石、通霍、朔黄等运煤专线。2003年1月，我国首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正式通车，结束了海南与大陆不通火车的历史。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改变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中历史地图册必修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