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周秦以来，邮驿有不同的称呼。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称为“邮”。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用“步传”。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秦朝还特别重视烽火通信，沿长城内外设烽火台，可以迅速传递边防情报。

——据《汉书·贾山传》等整理

“行命书（诏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

——秦代《行书律》

材料二   清政府在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到了光绪年间，驿务萧条，据《河西驿日记》记载，河西驿残破不堪：房屋破烂，马棚倒塌，驿夫饥寒交迫，还有不法的官吏，不断进行勒索，造成文报迟延，通信阻塞，邮务不能正常进行。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帑（收藏钱财府库）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主张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材料一   非洲城市化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1950年非洲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4%，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19世纪60年代非洲城市化迅猛发展，此后20年间，非洲城市人口增长率居世界前列。1970年非洲城市人口达1000万人，是十年前的2倍，而到1980年已达7100万人。在此过程中，不少国家工业化战略促使大批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建立棚户区，占据大量城市土地，使城市建设出现了很多问题。城市人口集中于为数不多但规模较大的城市。最大城市人口规模通常为第二大城市的两倍以上。据统计，加纳首都阿克拉城市人口有39万，而第二大城市库马西人口仅21.8万。非洲各地区、各国之间的城市化进展不一、其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

——摘编自李晶、车效梅《非洲城市化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等

材料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以城市为中心和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强化城市经济功能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1980年，国家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四大经济特区，其后又相继在沿海地区设立了14个开放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1985年，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启动城市改革，重点是改革国有企业，打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此后，广大内地城市的改革也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使城市充满活力，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启动期。

——摘编自何一民《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

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苏州常熟县的潢泾镇（即明代太仓的赵市）宋元时是大镇，明初因遭兵火“闾里为嘘”，但到明成化年间又恢复成市。进入清朝以后，在它的周围又涌现出一批小市镇。如镇西南七里有乾隆末年成市的归家庄，镇东南九里有乾隆中兴起的时思庵镇，镇西北十里有陆河镇，西北十二里有横塘市。

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英国西北部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形成了新的人口中心。1801--1831年，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已占人口全国总人口的52%.年轻人纷纷外出求职，自由择偶组成小家庭的现象剧增，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机械化生产使工人的一部分体力消耗和技能的运用被机器所代替，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同时也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女工和童工来排挤成年男工，从而压低工资。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又成为资本家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它甚至突破了起码的道德标准和人的生理承受限度。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材料一   明清时期存在着茶叶商品和其他实物商品相互交换的情况。与茶叶进行交换的主要商品首推马匹，茶马贸易曾经是明代重要的茶叶贸易形式。当发生战争时，政府大量收购茶叶换取马匹，茶价便会提高，战争结束后，茶价就会下降。明清市场多用白银购买茶叶，茶叶和其他商品的交换日渐减少。在茶叶流通中存在着茶叶的赊买赊卖和预付货款等商业信用，一部分茶商演变为包买商。明清时期茶叶不仅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还有国际市场。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价值银400万两。

——摘编自孙洪升《明清时期茶叶贸易形式探析》

材料二

——摘编自闻《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

材料一   明代以后，市镇在全国范围内大批兴起。广东的佛山镇到明中叶户数过万家，居民大都从事冶铁业，其铁制品远销到国内外市场，成为南方一大镇。江苏的震泽镇、盛泽镇都是因为丝织业的发达而成为丝织业市镇。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采用了拥有自由雇佣劳动者的作坊或工场。……吴江的八斥、严墓等县市旅店、酒馆等服务业发达，“其城内及四门之外皆市廛，圜闺商贾辐辏，货物腾涌”。……上海在宋时才称镇，至明时成为东南交通重镇，人口增至十几万，“襟海带口，舟车辏集”。浙江的乌镇，“当商贾之航，闽粤而漕江浙者，亦咽喉于此。人烟辐辏，环带数千家”。……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方如金、赵瑶丹《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以江浙地区为例》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黄河三角洲，市镇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黄河沿岸的齐东、惠民、青城、滨县、蒲台等县因得航运之利，市镇发展就比较迅速。1904 年胶济铁路通车后，周村的商业功能逐渐被新发展起来的济南、张店等地取代。……近代以来，洋油、洋布等廉价产品的大量输入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农民为了获取这些商品，就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来获得资金。且产品开始向国外和国内其他区域输出，输出的品种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经济作物棉花、花生、大豆、烟叶等种植面积扩大，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也出现商品化的趋势，如惠民县有72%的小麦用于出售。

——摘编自王爱民、李靖莉《民国前期黄河三角洲地区市镇的发育》

材料三   1979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1978—201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7%~18%之间，发展到51.27%。1978—2018年，全国城市由193 个增加到672个，建制镇由2176 个发展到21297个，且建成全国特色小（城）镇403 个，运动休闲特色小（城）镇有62个，国家森林小（城）镇有50个。1981—2017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438平方公里增加到56 225平方公里。1988—2017 年，全部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由7 025 亿元，增加至52.1 万亿元，占全国的63.0%；全国城市道路面积达78.9亿平方米，供水管道达79.7万公里，供气管道达11716 公里。

——摘编自《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阔步前进》

材料一   早期的股份公司是今天跨国公司的雏形。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均将他们的储蓄投入股份公司。于是，世界商业落入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荷兰和法国的西印度公司等股份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由国家给予铸币、拥有武器，同时还有对外宣战等特权。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美国垄断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积累了空前庞大的资本。二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进一步加剧，垄断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1950年，美国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700家，占公司总数的0.1%，其资产占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50.8%。到1968年，这样规模的大公司增加到2300家，占公司总数的0.2%，其资产竞占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63.9%。1960年，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96家，到1971年就增加到289家，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公司有6家，到1970年增至15家，1971年又增至20家。

——摘编自任廷祚、王光振《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原因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