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商贸往来通道涉及疆土内外，这些通道，有用商品特征命名的丝路、茶路、皮货路、药材路等；有用线路地理特征命名的草原路、沙漠路、海洋路等；还有以交道工具命名的骆驼之路、马队之路、船队之路等。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和域外各国以进贡和回赐为特征的以物易物的朝贡贸易，唐宋明各朝各代的茶马互市，延续古今的盐业专卖政策，大运河漕运等长途贩运等，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商贸历史文化遗产。
——摘编自王如芹《中国商路》
材料二 16世纪晚期，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其主要表现为西班牙等国商人用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纲、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这被称为“丝银对流”。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颁布“银钱兼使”的法令之后，明朝货币结构发展到以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的时期。此后，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在赋役征收方面，1581年，“一条鞭法”出台，将所有税收和劳役统一折银纳税，改革很快在全国推广。然而，当时明朝白银产量不多，白银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外国白银的流入对解决中国“银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商薇《试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材料三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参与国分享其发展经验和资源，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途径，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部相关方带来共赢的结果。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全球经济公共产品……随着逆全球化之风席卷西方世界，“一带一路”凭其巨大的规模与资源，有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摘编自【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商路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的背景，并分析“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方面的作用。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材料一 火车问世后，英国立即掀起了一股铁路建设的狂潮。这个时期正值工业革命后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等均达到一定的水平。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又使得原材料和产品的输送问题亟待解决。短短数年内，铁路就支撑起了英国的长途运输业。1831年，英国运输总收入高达50万英镑，获利颇半。1832年，英国已拥有了24条商用铁路，最兴旺的一条铁路，年运载旅客35万人次以及70万吨货物……铁路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商业贸易和钢铁、机械、建筑工程、地产等行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动脉”。
——王雄《丝路大通道》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对高速铁路的技术研究和工程实践，到2015年底，中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超过19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从没有一寸高速铁路到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以较短的时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同时许多领域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摘编自《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历程》
材料三 1994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广州—深圳准高速铁路，最初租用瑞典列车，后使用“蓝箭”国产动车组，为我国高速铁路做好技术前期准备。广深铁路一度因资金困难被迫停工，后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铁路运输企业。进入21世纪，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形成了“和谐号”动车组系列。我国铁路工业有较强的“造血能力”，没有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他人的加工厂，自行开发生产的车型一度成为主力。
——摘编自王亦军《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回顾与发展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工业革命如何推动英国铁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并分析铁路建设快速发展对英国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特点，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其发展原因。
材料— 公元6年，在我国的黄河流域一带瘟疫横行肆虐，西汉的第十四位皇帝汉平帝下令在当地建造一些房屋，里面放置各种药品，并配有专职的医生，给患病的人给予及时医治，这便是我国第一批公立的临时医院。到了隋唐时期，具有一定收容能力并制定有相关管理制度的医院便初步形成了。到了宋代，医院的门类变得更加齐全，而在北宋末年，全国各地也相继建成了一些为贫困病人治病的“安济坊”。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广惠司”，这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到了明、清两代，医院的分类和分工更加多样，而且明确。“太医院”设有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医员等不同职别，主要为皇室进行医疗服务。而下设于全国各地的医院仍然通称为“病坊”，为普通百姓看病。
——摘编自张赫《我国古代医院的诞生及演变》
材料二 公元6世纪起，基督教在英国传播。基督教会在修道院和教堂的基础上安排场所，收容过往的朝拜者和旅客，同时对本地的贫病百姓给予帮助，初具近代医院的雏形。到1200年为止，全国范围内共有250所医院，而到了1348年黑死病爆发前夕，共有500多所医院。医院从管理者到护理人员，几乎都是神职人员，医生也都由神父兼任，治疗前举行宗教仪式。罗伊·波特曾这样评价这些医院：“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即便是在希腊罗马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专为救助病人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医院的建立是基督教会的杰作。”
——摘编自傅益东《中世纪英国医院浅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医院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世纪英国医院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创办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二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罗马契约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罗马与中国契约制度的主要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宋元以后政府对民间契约的干预。
材料 鸦片战争后，清朝邮驿制度日渐衰落，“往往有数百里内文书竟迟至十余日始到者”。但圈于传统思想，清朝官民对西方近代通讯普遍排斥。19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列强的纷至沓来，清政府被迫允许列强在中国铺设海底电线，中国事实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当中。电报的准确、便利、迅捷，给清朝官员以深刻的印象。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提议“闻电线之设，洋人持议甚坚……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沈葆桢在奉命前往台湾布置军事中，深感军事情报的原始联系方法，将对战事产生不利影响，主张在福建沿海与台湾之间架设电报线路。由于军情紧急，清政府令其“妥速筹办”，此举首开电报禁例。1880年，李鸿章奏请朝廷架设“由天津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得到批准，揭开了晚清政府全国性的大规模正式创办电报的序幕。
——摘编自《传统与变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通讯方式变革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通讯方式变革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