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电车初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电车乘坐率低的原因，实质上反映了什么矛盾。
材料一 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的2700万人（618个城市群）增长到2015年的5.67亿人（7600个城市群）。仅肯尼亚一国2015年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95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城市人口。超过5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城市。截至2015年，非洲有1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0万，其人口总数达到9500万。而非洲6740个小城市群的人口总数为1.8亿，其中每个城市的居民不到10万。据统计，2000—2015年，拥有1万至10万居民的非洲城市数量增加了近2000个。与此同时，距离邻国城市群不到1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47个，不到4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635个。生活在这些边界城市的人口超过了4200万（约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8%）。
——摘编自【法】彭旦文、王晓波《非洲城市化的前景》
材料二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53.73%增至59.58%，年均增长1.17%。这一阶段的城镇化速率比1996—2012年的增速降低了0.21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的质量显著提高。比如，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规模相对有所下降，就地城镇化的比例相对在提高。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与此同时，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依据。
——摘编自朱鹏华《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50—2015年非洲城市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的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年来中国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现代中非城市化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达33%—82%，平均59.6%，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魏晋南北朝高峰期的形成与天气寒冷、极端气候事件频繁有关。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导致了大批难民的流动。难民的流动既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途径，也使瘟疫的流行具备了大量的易感人群。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致疫病种增多对疫灾频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
材料二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防疫。如明代皇帝继承历史上皇帝向人民颁布医方、恩赐医药的传统，不仅在流行病发生时采取一些颁方赐药的措施，而且在平时也注意医方的颁赐工作。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大量出现腐尸骸骨。当明初社会初步稳定后，政府便开始组织人力收埋暴露的腐尸骸骨。疫病流行时，明政府一般都会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政府一般还停止征粮征税，或采取别的变通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其发生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政府的主要防疫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其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说明“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材料 中国历代政府始终将粮食视为战略物资加以控制，这导致了古代粮食流通在大多时期处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中，粮食的自由贸易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古代社会早期，粮食作为商品进行市场贸易的规模很小。西周时期，政府对粮食流通进行干预，至春秋战国时期贩卖粮食逐渐成为商人经营的大宗买卖。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大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是政府组织的粮食流通，还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粮食流通其规模都大大超过以前。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漕运业的发展以及一大批转相灌注仓的修建，粮食流通出现更为兴盛的局面，并且开始形成南粮北调的格局。宋元时期，在粮食民间贸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商人们开始置流行数百年的“千里不贩籴”的转运原则不顾，而参与粮食的长途贩运，“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其利”。明中叶以后，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本形势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原来输出粮食的中心区变为输入粮食的缺粮区，原来的“苏湖熟，天下足”被改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时期江南区域内的粮食运销是相当繁荣的，如常熟地区外调浙江地区湖州米接济杭州，嘉定县因不宜植稻而“向赖邻邑之米接济”。所以，总体来看，古代粮食流通还是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辅以市场调节。这样的流通体制有利于保证国家的急需如军粮、救灾及城市用粮，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却大大降低了粮食流通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摘编自吴宾、党晓虹《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粮食流通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古代粮食流通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宋代到清代，中国各地都发展出一定规模的票号、钱庄。清代中期后，山西票号几乎开满了国内各省。鸦片战争后，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开始兴起钱庄。为了拓展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业务，外国商人将现代银行业引入中国，最早的就是一家英资背景的银行丽如银行。之后，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的银行纷纷在中国设立分行。经过市场洗牌，到19世纪末，9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了45家分支机构。
——摘编自吴景平《中国近代金融史十讲》
材料二 近代中国银行业在1927-1937年“黄金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成果包括存款业务猛增到了45.5亿元，大大超过了外资银行的该业务量（5.11亿元），占据了总发钞额的87%。近代中国银行业为当时的民族工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比如，棉纺织业就获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贷款支持，面粉业、丝绸业也获益显著。近代中国银行业在那段时期的快速发展，对于当时国家的救亡图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预更甚，屡屡违反金融市场规律，滥发货币，从根本上葬送了人民对于该政府的信任，最终导致国民政府金融业的崩溃。
——摘编自[美]程麟荪《中国近代的银行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到清代金融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并概括近代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银行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主要表现。
材料一 我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兴衰，周宣王时，卿士虢文公提出“王事惟农是务”观点。战国时，商鞅把“耕织”视为本业，李悝鼓励人民“尽地力之教”来增加产量，为了保证物价的平稳，推行“善平籴”政策。《唐律疏议》规定：“诸仓库及积聚财物，安置不如法，若暴凉不以时，致有损败者，计所损败坐赃论。”
——摘编自《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首先解决农村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2017年《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1994年国家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6年将“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此外，在粮食补贴、粮食购销储运等方面不断出台新举措。
——摘编自《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
材料三 1972-1974年发生世界性粮食危机。1小麦期货价格创下了125年新高，大豆价格从每蒲式耳3.31美元急升到12.90美元。全球粮食价格在1972-1974年间，上涨了2倍。世界粮食库存锐减，谷物库存降至年消费类的10%。
——摘编自中华粮网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粮食生产发展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措施并简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概括1972-1974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并简要谈谈启示。
材料 街道两旁是一定高度的建筑物；公寓式的建筑物前一般要加筑柱廊等。此外，每条街道都留有空间建造花园或广场，每所房屋都各自独立以利于防火；每一建筑的下层必须用耐火石材修建，上面各层则用砖石砌成的拱门支撑，三层以下不准使用木梁。每所房屋都有自己的廊院，铺设了向每家供水的水道，街上还增设了众多的喷泉等。但罗马城在帝国时期经过不断的增修、扩建和改建，城市的空地越来越少。至帝国后期，罗马城内已是高楼林立、人满为患，几无可用来规划的余地了。
——唐亦功《古罗马城建筑的分布规律及布局形式》
依据材料归纳罗马城市建设的特点。
材料一 作为明清十大商帮之一、闽商敢为人先，冲破阻挠，自行下海，发展成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私人贸易集团。明朝中后期在东南亚商业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欧洲与中国贸易的重要中转者，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通过马尼拉、巴达维亚等地中转到欧洲。他们相信“爱拼才会赢”，坚持道义和利益相辅相成、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树立中国对外贸易的形象。基于传统经济基础、时代环境的束缚，加上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18～19世纪闽商影响逐渐减小。
材料二 受重商主义的影响，1600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皇家特许状，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间的贸易权。1612年公司形成了贵族、商人集资，合股经营的机制。在管理上，公司规定高层领导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最初，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与闽商等进行货物贸易，1678年建立厦门商馆向中国渗透，1757年广州十三行成立后，中英间茶叶等商品的贸易量激增。1795年英国占领马六甲后，东印度公司获得东南亚贸易控制权并在中欧贸易中占比达到63.3%。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傅晨溪、李金云《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闽商贸易往来的研究》
(1)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归纳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闽商的不同之处。
(2)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简述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工业革命前夕，在英国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依旧是商业资本，“商人”不仅仅是承担其商品流通中介的功能，还凭借巨大的商业资本成为真正的统治阶层，他们在政治中的优势地位与对经济机会追求的结合，必然的结果是政府对国内和殖民地经济垄断行为的盛行。这一时期英国商人不是纯粹的商人，他们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投入生产中，具有商人与生产者双重身份，拥有“商人工厂主”身份。在商业拓展中产生的一些制度安排“使得经济单位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企业），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圈地、汇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公司）”。
材料二 宁波商人多是依附于外国洋行或银行的买办，集买办与商人一体而致富，“无宁不成市”。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宁波商人逐渐将其资本扩展到天津、汉口等城市。真正让宁波商人资本发迹的是当时利润较高的新式商业，如五金业、眼镜钟表业、西药业等。在资本积累至一定程度后，宁波商人逐渐投资民用工业，呈现出“以贸易为先导，金融为依托，航运为纽带，工业为基础”的特征，如严信厚在宁波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此外，宁波商人资本以银行组团的形式给国民政府放贷，大量购买国家公债，此举获得了大量稳定的高额利息。到了抗战前夕，宁波商人资本从工业中大量抽逃。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罗翠芳《近代转型时期中西新兴商人资本“角色”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英国商人资本和宁波商人资本的异同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造成英国商人与宁波商人资本不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