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时期都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以国有官营的方式统一管理粮食调运、中转、分配，形成了仓、廪、庾、窖等十余种仓储类型。仓廪营建的核心在于解决粮食储存及保障品质安全，仓廪管理重点则需解决粮食在受纳、余粜等方面的运作。汉唐以来形成了以常平仓、正仓、太仓、军仓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贮”和以义仓、社仓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存放”现象。皇家仓廪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赈济职责，而民间乡社所设的仓廪类型有效弥补了官方难以维系时的不足。通过考古及文献查证，西汉储粮状态与方式是“分散储粮”,而在唐代则更多表现为以巨型窖穴为代表的“集中储粮”形式。自隋代开始沿大运河广设仓窖储粮，规模巨大，并常建有仓城拱卫，形成了以隋“大兴城”和“洛阳城”为核心的两大粮食储备中心。

——摘编自韩国河、王祖远《汉唐时期储粮制度和方式之变迁》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注重规划引领，编制《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别 (2015—2030)《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发展规划，从不同层面制定目标、明确措施，多维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切实调动地方抓粮、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粮食储备制度，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协同配合的政府储备体系逐步健全。在立足国内保吃饭的前提下，适当进出口，深化国际粮食合作。

——摘编自2019年《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等

材料一：1160年比萨城市法典、1216年米兰城市法典、德意志的《德意志王国城市法》等出现，这些城市法成为市民实现自治、组建城市机关、开展经济活动、调整市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城市法庭处理案件依据的是城市法和城市古老的习惯，而不是遵循领主或国王的法律。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员及其他一些执行官，一般由市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负责处理城市的日常事务。城市法律对征税工作有规定，城市当局也会组织一些市场，“城市生活的高潮期是年市，总是在一个宗教节日或教堂落成礼的纪念日时举行，它不仅带来了贸易的活跃，也带来了精彩的节目和娱乐”。

——摘编自吴丹《中世纪西欧城市自治研究》

材料二：民国初期，张作霖父子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广西、陈炯明在广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号称“模范省”，产业务求完备，自成一体。1924年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淞沪商埠会办。在以后的三年里，总商会成了上海的实际管理机构。1903年，张謇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建设，南通被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荣家兄弟则尝试在无锡的工厂里搞一个“劳工自治区”。后世以他们为榜样的，有重庆北碚的卢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陈嘉庚等。这些自治试验无果而终，被白吉尔称为“一个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义的失败”。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   1996年，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明确“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提出重建和恢复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发布，同年8月，《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颁布。明确界定了乡村医生的执业注册、执业规则、培训考核、法律责任等。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2017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合并，城市、农村参保人员不再一分为二。中共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更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支持并推动乡村医生申请执业（助理）医师资格”。2019年，国家发布《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要求扩大农村定向免费培养中医专业医学生规模，在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中积极招收中医医师，鼓励实行中医药人员“县管乡用”。2021年以来，我国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大大提升了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

——摘编自孙红英《新中国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实践历程与经验启示》

       ——摘编自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   新航路开辟后，最初来华的西医师主要身份是传教士，他们通过外科手术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西医在中国迅速推广。传教士带来西医的同时，也将中医向西方传播。如清前期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将中医人痘接种技术传入欧洲；20世纪初，法国驻昆明副总领事苏里耶·德·莫朗学习针灸并回国行医，在西方掀起了学习中医的热潮。新文化运动后，国内出现了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南京国民政府曾一度通过废止中医的法案。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有许多人强烈要求废除中医，毛泽东坚定支持中西医结合，中医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医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进一步走向世界。据统计，到2022年，中医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摘编自罗曼《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