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谕：今年五月间山东雨少，运河水浅，以致粮艘不能衔尾而进，沿途控浅起剥，甚费经营。而临清以北，更多阻滞。朕细加访察，临清以北，全赖卫水合汶济运，而卫水发源于河南卫辉府，至临清五百余里，沿河居民往往私泄，以为灌溉之用，每致运河水浅，粮艘难行。经前任河臣靳辅题定，每年于五月初一日尽堵渠口，使卫水全归运河以济漕运，此历年遵行之成法也。今因日久法弛，卫水来源，小民不无偷放之弊，遂致运河水势长落不常，重运难以北上。日前正当紧要之时，所当稽查严查。着北直、河南督抚速行办理。

——摘编自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卷一二六)

材料二   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由山东利津入渤海，洪水大面积泛滥，冲毁运河堤岸，更使得千疮百孔的运河，完全失掉了作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奏请废漕折色，运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漕运停顿，改行海运，造成南北运输的一大变局。

———摘编自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材料一   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将美国的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后，英国、德国等几十个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相继提高了关税率，对本国市场采取保护措施，国际上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造成任何人都难以向美国出售任何东西的局面……导致了大萧条在全球扩散。”

——摘编自刘振环《美国贸易政策取向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中国正加快努力，构建一种不受美国影响、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贸易架构，以重塑世界贸易体系。中国于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14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参与。截至202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额总和。

——摘编自【英】詹姆斯·金奇《中国计划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世界贸易》

材料一临清位于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明永乐年间浚通会通河后，运河清运空前繁荣，政府于1429年在临清设关征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税收额高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清代前期，统治者重视运河整治，河道畅通无阻，临清“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与中转市场。从乾隆后期开始，由于黄河决溢频繁，政治腐败，国力日衰，运河淤积严重，逐渐失修。1824年，运河运输阻断，与运河共命运的临清商业也渐趋式微，不复昔日。

——搞编自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等

材料二18世纪曼彻斯特纺织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煤供应。由于道路极其恶劣，而且运费昂贵，于是，布里奇沃特公爵决定开凿一条连接自家煤矿和曼彻斯特的运河，1759年他向议会提交法案并获得通过。运河竣工后，运往曼彻斯转的煤价降低了一半。随后，英国开凿更多新运河，到1835年，随着伯明翰—曼彻斯特运河竣工通航，英国的运河体系构建基本结束。被称为“工业革命动脉”的运河，为英国经济腾飞做出巨大贡献。

——摘编自张艳伟《试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运河业》等

材料   1927年，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并逼近上海，上海一跃成为中外关注的重点城市，对上海问题的探讨引起了相当的争议。

1927年6月 4 日，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报纸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署名为“中国之友”的来稿，认为上海的建设都是外侨的成果（即为有外国国籍的华人），同时为“上海问题”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仿照波兰港口城市但泽，建立国联监管下的“上海自由市”。认为只有中外合作，才能确保上海的世界性商业和工业领导城市和远东贸易中心的地位。

一位署名吉尔伯特的外侨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上海是纯粹的外国人的创造，“在1861年前，这块由中国人的‘上海城’（按，指上海县城）管理之下的地方只有一些破烂的茅草房”，上海的中心区域外滩“原是废弃的不能种植庄稼的土地”。但是这里在几十年间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原因是“外国人投入的精力、勇气、信念和希望把这里变成了 10 层的高楼，这里的地价是上海城的 100 倍”。 “外国人花了五十多年时间把这块沼泽变成了一座令人赞叹的城市。很清楚的是，他们被限定住在那里，也就是说那里是他们的聚居地，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人管他们。 这座令人赞叹的城市的建成，中国当局并未出过力。”

7月，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议主席王晓籁在接受美国记者代表团采访时表示：中国应该完全收回租界司法权，并称“（在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占总人口数的 96% ，所纳市政捐税在55%以上，但是华人在租界市政管理中的地位与权利与此极不相称。统治这座城市的西方人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 此外，华人教育经费很低，只相当于工部局乐队每年的经费。上海租界华人的不平等地位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摘编自《1927—1931年：围绕上海租界出路的争议》

材料一   尽管乾隆皇帝在1757年发出了“闭关”的上谕，“通夷之各关口，严行封禁”,东印度公司还是代表英国在1760年向中国提出乞改广州海关，一改贪污、腐败等弊端，以期求得正常的商业交往，但是清廷却认为这是英国人“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豫为之防”,对此加以防备，不理会英国的贸易请求。

—摘编自翁俊媛《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商业交往》

材料二 1726年12月28日，法国东印度公司致函其派驻印度本地治理的委员会，准其利用公司船只承接运输业务，装载私商货物前往澳门和广州，而且“运费始终要比英国人的运费低一些”,以增强竞争力。1730-17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训令大班“垄断今年广州所有的绿茶”,尽可能地阻止法国人、奥斯坦德人及荷兰人取得任何绿茶，以免其走私运入英伦。英使马戛尔尼于1792年受命访华，引起了法国人的忧虑，指出当时英使觐见乾隆皇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要将法国，而且还要将所有其他海洋诸强统统逐出中国贸易”。

——摘编自吴敏《广州贸易时期的英法关系》

材料三   马戛尔尼此次访华欲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和开辟对华贸易的核心期许为清廷所拒。1793年的外交失败对于英国政府进一步对华政策的制定影响极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寄希望于马氏访华能够打开中国市场。可是，马氏访华失败了，因此自1798年以后，对华鸦片贸易量呈现激增状态，迅速达到4000箱/年，并很快突破5000箱/年、6000箱/年。

——摘编自李秦《从<马嘎尔尼访华日记>看英国外交》等

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