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人并没有选择吃的权利，“丰衣足食”成为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最切实的目标。不过，这一情况随着人类社会步入近代而发生了巨大变化。16世纪初，人类饮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洲特有的农作物，如玉米、土豆、红薯、辣椒、番茄被带到了欧洲，进而传播到非洲和亚洲，旧大陆的一些农作物和家畜也被欧洲人带到了美洲。蔗糖这一来自旧大陆的食物，它是在美洲被广泛种植，然后又回流到欧洲，带来了饮食和社会关系上的革命。蔗糖产量的增加，导致欧洲糖价不断下降。之前只有贵族才吃得起的价格昂贵的调味品，到1800年左右已经成为普通人的日常必需品，这意味着“吃什么”已经不再是一种权力或特权的象征。1835年、1874年，美国人雅各布·珀金斯和德国人卡尔·冯·林德在大西洋两岸先后发明了制冷机和冷冻机，堪称食品工业化历史上的里程碑。随后，大型屠宰厂、肉类加工厂、罐装食品厂纷纷建立，食物就像汽车等电器一样，成为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之前手工烹制食物的“温情脉脉”被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工具理性所代替。民众从食品的工业化中还是得到了好处，因为获得了更多吃的权利。有充足的肉吃一直是富人的特权，但现在，普通人也吃得起肉。与此同时，为防止食物腐败而加入化学添加剂，以及代替自然生成物的人工食品的出现，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随着西方快餐和工业加工食物的传播，肥胖、心脏病、糖尿病等与不健康饮食有关的疾病也在扩散。一系列新的健康风险抵消了工业化食物的好处，也让人们开始警觉快餐和工业化食物的弊端。

——摘编自张旭鹏《舌尖上的世界——近代以来食物从区域到全球的传播》

材料二   不同的烹饪方式，则体现出不同的文明形态。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获取和烹饪食物的方式。前者以铁石刀兵获取食物，其烹饪方式也显得粗犷豪放，以配合其游牧生活；后者需要驯化谷物，悉心照料，将其碾碎为粉，揉制成团，或烹煮，或发酵烘烤，精细化的烹饪方式，塑造出复杂的分工社会，也构建出农业文明相对复杂的等级性。帝国的兴起，将烹饪方式化为某种帝国特质的表现，随着帝国在地域上的扩张，不同地域的烹饪方式被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之中，而不同帝国间的接触与碰撞，又互相交换着不同的烹饪方式，烹饪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也提供了在对抗中互相融合的可能性。全球时代，通过烹饪构建起的多元文明，早已冲破了帝国的疆域和界限，而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征服——扩张的叙事模式了。从这一意义上讲，你所吃的每一口食物，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食物的历史表明，饮食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行为，即只是为了解决温饱，当人们日渐进入丰裕社会的佳境时，饮食更多反映的是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

材料一   汉唐时期都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以国有官营的方式统一管理粮食调运、中转、分配，形成了仓、廪、庾、窖等十余种仓储类型。仓廪营建的核心在于解决粮食储存及保障品质安全，仓廪管理重点则需解决粮食在受纳、余粜等方面的运作。汉唐以来形成了以常平仓、正仓、太仓、军仓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贮”和以义仓、社仓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存放”现象。皇家仓廪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赈济职责，而民间乡社所设的仓廪类型有效弥补了官方难以维系时的不足。通过考古及文献查证，西汉储粮状态与方式是“分散储粮”,而在唐代则更多表现为以巨型窖穴为代表的“集中储粮”形式。自隋代开始沿大运河广设仓窖储粮，规模巨大，并常建有仓城拱卫，形成了以隋“大兴城”和“洛阳城”为核心的两大粮食储备中心。

——摘编自韩国河、王祖远《汉唐时期储粮制度和方式之变迁》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注重规划引领，编制《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别 (2015—2030)《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发展规划，从不同层面制定目标、明确措施，多维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切实调动地方抓粮、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粮食储备制度，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协同配合的政府储备体系逐步健全。在立足国内保吃饭的前提下，适当进出口，深化国际粮食合作。

——摘编自2019年《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等

材料一   在经济大危机中联邦政府采取了限制农作物耕地面积和控制产量等政策并制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但由于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农产品产量和剩余存量有增无减。二战后马歇尔计划中的45亿多美元援助是以农场商品形式提供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向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粮食援助。然而，到1954年美国农产品存货仍达58亿美元，粮食过剩问题十分尖锐，甚至可能引发农业危机。于是，美国参众两院通过《1954年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确立起了正式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和机制。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将其更名为“以粮食换和平”计划，美国粮食援助政策开始转而强调利用粮食援助为外交服务。随之美国将主要援助对象由西方盟国转向欠发达国家。该计划通过粮食援助来缓解当地人民的饥饿和促进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从而增强它们对共产主义的“免疫力”，争取它们在冷战中站在美国及西方一边。

——摘编自王慧英《“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材料二   粮食援助是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粮食援助开始于1959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是向非洲国家提供单向的无偿援助。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援助方式增加了优惠贷款项目。第三阶段是从等2000年一直到今天，不仅通过双边援助渠道和经济合作对非洲进行粮食援助，还通过发展南南合作公等方式，向非洲提供农业援助。中国对非洲的粮食援助以不干涉内政为原则，尊重非洲的文化，尊重非洲人民，不向他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从来不会用歧视性的文字或言语来伤害非洲人民，中国对非洲粮食援助行动中派出的农业专家在非洲不享受任何形式的特权。援助的形式不拘泥于实物援助和货币援助，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出也成为中国对非洲粮食援助的重要形式。

——摘编自赵银《中国对非粮食援助研究》

材料一   美国依托于政府、企业、资本等多重力量的结合，借助粮食援助、“绿色革命”、自由贸易等方式，一步步建立起在全球的粮食霸权。美国长期对出口的农产品给予补贴，小麦的出口价格低于成本的46%。美国学者苏珊指出，美国用粮食为武器，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获得粮食垄断和霸权地位后，美国利用其跨国公司，在相关产业中谋取长期巨额利润，其粮食援助往往附带政治条件。美国成为粮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并进一步扩大了与发展中国家在粮食生产、科研、安全等各方面的差距。相关国家接受美国的粮食战略，不仅难以摆脱粮食供应困难，还将丧失其经济主权和政治安全。

——摘编自李曼《霸权主义视角下的美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立足国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逐步建立更完备的粮食安全体系。中国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2016年，中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谅解备忘录，目的在于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合作，终结全球饥饿，进行世界范围内农业合作和粮食援助。40多年来，中国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一系列国与国间农业技术合作，派遣农业科技人员前往发展中国家，开展培训班，传授杂交稻等农业技术，推广先进机械，并在“一带一路”设立跨国粮农企业，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面对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走出了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摘编自王琴徐菲《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历史进程及前景展望》

材料一 几千年来，政治家们都把粮食安全置于民生政治之首。翻开史书，“国以农 为本”、“民以食为天”,“仓廪实，知礼节”的议论比比皆是，鼓励垦殖，扩大生产，劝勉农   桑，不违农时，是千年不替的国策。中国古代粮食积贮制度始终是同时代世界上最先进、 最庞大的，例如唐代拥有包括正仓、转运仓、常平仓和义仓在内的一套完善贮运体系。早   在2000多年前，魏国相李悝首创“平杂法”,以国家力量介入粮食流通，调控市场价格，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

——摘编自王利华《从历史经验教训看中国粮食安全》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农业合 作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以及延续至今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深 度改革，中国在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 粮食基本自给，不仅成功解决了近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居民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摘编自《中国的粮食安全》

材料一   乾隆二年（1737年），中央政府拟定十条标准评选“优秀农民”；同时，每年秋季丰收后，各个州县必须查找属地中的农民作为“典型”汇报上级，而后全国范围内统一奖励“农业先进”……针对许多地方官员春天出借粮食后，“年底尚无仓收申送”这一现象，制定了严格规定，要求应该填补粮库的粮食必须在“本年十一月内买足”，否则，追究粮库官员及其上司的责任，“春间出粜，秋成买补，定限昭然”。另外，据相关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勒尔谨、王亶望一伙捐监冒赈、贪污粮款共侵吞上千万两银子的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案发后，勒尔谨被勒令自尽，王亶望被立即处斩。

——摘编自李晓巧《清朝政府如何维护粮食安全》

材料二   农业落后，是苏联当局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以来，苏联拟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新措施，主要是制定并实施食品纲要，统筹安排农工综合体内各个环节的发展；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放宽、扶植私人副业等。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苏联当局把主要力量放在扩军备战上，对阿富汗的侵略、对越南等国的“援助”每年要花费巨额开支。加上苏联一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等弊病，苏联要想实现粮食过关，“基本解决”粮食问题，绝非易事，更不是几年内可以办到的。

——摘编自《从粮食一路减产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