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9年，苏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其组织形式包括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共耕社三种。1930年3月，斯大林指出：“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即现在应当抓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劳动组合。”劳动组合逐渐成为集体农庄的唯一形式。集体农庄法最重要的规范性文件是“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为了补充和发展示范章程中的基本原则，苏联还颁布了许多规范性文件，包括调整集体农庄关系的法律、法令和政府决议，这些被统称为集体农庄法。苏联官方表示，制定集体农庄法的目的在于“在农村中建设一个新社会”。

——摘编自司宁《苏联集体农庄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德国农业生产、经营等的协调工作主要由非官方组织来完成。如德国农民联合会是最主要的农民组织，其下属组织包括13个州的农民协会、德国农村青年联盟、德国雷发巽乡村信用合作社、德国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联合会，另外还有42个非正式的合作成员组织，约95%的德国农民是其会员。它代表德国农民参与和欧洲邻国农业组织机构及欧洲一体化组织的协调工作。它不仅为农民当法律顾问，开展技术服务并开拓市场，还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此外，由农民商人和农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德国农业协会在帮助农户和农业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也作为质量检验和认证组织存在，很有权威性。

——摘编自张明生《德国农协现状及发展我国农协的建议》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专门成立了“冰政”这一机构，其负责人称“凌人”。每年大寒季节，他们就监督奴隶、庶民到水质好的地方凿采冰块，再将冰块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大约到唐朝末期，人们为生产火药开采了大量硝石，并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能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溶于水的硝石还可以用蒸发结晶法等手段提取出来重复使用，但硝石提纯极其困难，且要耗费大量人工，故制冰成本仍然十分高昂。

——摘编自宋衍昌《实现制冰自由，究竟靠什么黑科技？》

材料二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北京城主要冰窖的分布和储量。民国时期，民办冰窖显著增多，各大酒楼、饭庄往往和民营冰窖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走街串巷贩卖鱼虾的小贩也经常在担子中放块冰以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区周边又修建了一批冰窖，民营冰窖也通过公私合营逐步收归国有。但冰窖收储的天然冰取自于河湖池塘，难免受到污染，人吃了天然冰制作的食品后容易罹患肠胃传染病。随着现代制冰厂特别是冰箱、冷柜、空调等制冷设备的出现和普及，冰窖很快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冰窖已基本停用，少数明清遗留下来的老冰窖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摘编自刘林智《冰窖旧事：老北京的消夏记忆与历史遗存》

材料三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作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承诺。2022年年初，北京冬奥会应用的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冰、造雪技术首次在冬奥史上用二氧化碳替代了对臭氧层存在危害的氟利昂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评价说：“国家速滑馆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

——摘编自王静宇、吕可欣等《张信荣：以碳制冰，变废为宝—绿色能源的领跑者》

材料   1795年，法国政府征集食品长期保存的方法。巴黎糕点商阿佩尔采用加热密封方法，在1805年发明可以长期贮存的玻璃瓶装食品。1810年，阿佩尔获得政府奖金，随后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罐头食品装瓶厂。

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发明马口铁罐头，罐头很快成为英军标准口粮。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展出了大量罐头商品。与此同时，食品罐藏技术传入美国，波士顿、纽约等地先后建立了罐头工厂。

二战期间，各参战国军队在欧洲战区、北非沙漠、炎热的太平洋岛屿和白雪皑皑的北极地区作战，需要大量的罐头食品。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美时曾坦言：“当1941年苏联的‘大粮仓’乌克兰被纳粹占领后，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罐头，我们当时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养活红军。”

1961年4月12日，罐头随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到达太空。1969年，美国开发的袋装软罐头食品由于保质性能好、没有金属罐腐蚀与生锈等缺陷、无需开罐工具即可开启等特点，成功应用于阿波罗宇航计划。

如今，罐头也成为文化艺术和理念宣传的载体，许多罐头实物被各国博物馆收藏，不仅向世界人民传播食品罐头的历史文化，并且鼓励人们向罐头未来的创新发展和技术革命进军。

——摘编自韩锦平《食品罐藏发展史略》

材料一   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最早出现在2000多年前。古代时期的粮食储备分为官办储备和民办储备两种类型，政府对粮食储备实行专管，由中央财政直接控制。具体来讲，历代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实行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分仓核算方法。封建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管理条规和制度，如西汉的粮食会计簿册和秦代的仓律等。另外，还建立了仓储保管者责任制度，设立了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机制，并且不断加大监管力度，使所有环节都能按制度进行。

——摘编自姚荣《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   1933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南昌举行粮食会议，制定兴办仓储计划，对原有“仓储管理规则”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在仓储种类上，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县仓、区仓。国立储备仓由中央设立，省立储备仓由省设立，省以下各仓，乡仓、镇仓必须普遍设立，县仓、市仓根据地方情形分别设立。至此，已基本确立了现代粮食三级储备的雏形。1935年5月，实业部制定《农仓业法》及其施行细则，鼓励金融机关经营农业仓库，规定农民银行必须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之后，这一新式仓储制度的推广得到了各省及各银行的响应，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金城银行等均在各地分别设立了农业仓库。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材料三   据报道，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2023年6月26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草案共11章69条，包括总则、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储备、粮食流通、粮食加工、粮食应急、粮食节约、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笔者注意到，这是该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也意味着各方期待的立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事宜已加快步入“办事”日程。

——摘编自人民网《立法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材料一   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耕地面积达890647.524亩，前所未有。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南方水稻产量一般亩产“大约共三石（一石约180斤）为常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有不少地方专门或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如乾隆年间，植棉专业区的江苏松江、太仓、通州和海门厅所属各县“每村庄知务木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之七八”。粮食大量向经济作物区运销。例如，乾隆中期后苏州产丝区的粮食，常年由江西、湖北、安徽供应，每年计数百万石，天津粮食则由东北地区供应，乾隆年间，由东北运粮到天津的船只达数百艘，山东的临清县产棉区，粮食由河南供应，广东珠江三角洲缺粮，主要靠广西、湖南供应。

——摘编自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短缺、温饱问题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粮食功能主要是食物，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人们的饮食需求向温饱型转变，单一的粮食型食物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功能除满足基本吃饱需求外，各种粮食加工制品日益丰富。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食盐专营体制，对盐行业产销统一归口管理，在预防和消除碘缺乏病危害、保障食盐质量安全与供应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这一体制的运行也导致了诸多问题：许多盐业局和盐业公司政企不分、专营权和监管权不分，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产销主体分离、各自为政，宏观调控乏力，导致产能过大、产销失衡、生产过剩；企业过度依靠专营政策，缺少市场竞争压力，不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亦缺少提高技术水平、自主创新的动力。另外，缺少竞争导致的效率低、成本高的情况，也难以从经济上抵制私盐流入市场。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废除了食盐计划管理和政府定价机制，要求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现有食盐批发企业向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购盐、并开展跨区域经营，允许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以自主品牌开展跨区域经营，实现产销一体，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盐业管理体制。

——摘编自段俊光《浅谈盐业体制改革与盐业市场管理》

材料   正当中国未开垦的土地要用完的时候，她的人口却开始加速增长起来。最大的推进是在1949年系统地采用现代的公共卫生措施以后，人口增长率从1949年以前数十年中每年不到1％一跃而为2％以上……劳动组织的改变并不是不重要，然而这种改变自身能产生多大效果，完全要看传统的技术中给提高生产率究竟留下多少余地。……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使用传统方法取得的粮食产量增长已经开始放慢，但是由于现代工业兴起而带来的对于粮食产量的需求，却开始加速增长……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步骤是重新组织人民公社，以便减少管理和生产积极性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开始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每年进口500到600万吨粮食……第二个重大转变是在现代资本投入上的大规模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农村电气化扩大了，现代农具、电动机、水泵和其他机械销售量增长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肥工业的发展。到1966年，化肥的进口量比1957年增加了1倍以上，国内生产也提高了7、8倍。

——摘编自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材料   卢永根（1930年—2019年），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其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13年的华农校长。他打破学校面临的人才断层困局，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了广阔天地。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同样以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去教育和感染他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出国学习访问的学者。温思美、彭新湘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来到华农，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2017年3月，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