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人并没有选择吃的权利，“丰衣足食”成为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最切实的目标。不过，这一情况随着人类社会步入近代而发生了巨大变化。16世纪初，人类饮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洲特有的农作物，如玉米、土豆、红薯、辣椒、番茄被带到了欧洲，进而传播到非洲和亚洲，旧大陆的一些农作物和家畜也被欧洲人带到了美洲。蔗糖这一来自旧大陆的食物，它是在美洲被广泛种植，然后又回流到欧洲，带来了饮食和社会关系上的革命。蔗糖产量的增加，导致欧洲糖价不断下降。之前只有贵族才吃得起的价格昂贵的调味品，到1800年左右已经成为普通人的日常必需品，这意味着“吃什么”已经不再是一种权力或特权的象征。1835年、1874年，美国人雅各布·珀金斯和德国人卡尔·冯·林德在大西洋两岸先后发明了制冷机和冷冻机，堪称食品工业化历史上的里程碑。随后，大型屠宰厂、肉类加工厂、罐装食品厂纷纷建立，食物就像汽车等电器一样，成为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之前手工烹制食物的“温情脉脉”被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工具理性所代替。民众从食品的工业化中还是得到了好处，因为获得了更多吃的权利。有充足的肉吃一直是富人的特权，但现在，普通人也吃得起肉。与此同时，为防止食物腐败而加入化学添加剂，以及代替自然生成物的人工食品的出现，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随着西方快餐和工业加工食物的传播，肥胖、心脏病、糖尿病等与不健康饮食有关的疾病也在扩散。一系列新的健康风险抵消了工业化食物的好处，也让人们开始警觉快餐和工业化食物的弊端。

——摘编自张旭鹏《舌尖上的世界——近代以来食物从区域到全球的传播》

材料二   不同的烹饪方式，则体现出不同的文明形态。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获取和烹饪食物的方式。前者以铁石刀兵获取食物，其烹饪方式也显得粗犷豪放，以配合其游牧生活；后者需要驯化谷物，悉心照料，将其碾碎为粉，揉制成团，或烹煮，或发酵烘烤，精细化的烹饪方式，塑造出复杂的分工社会，也构建出农业文明相对复杂的等级性。帝国的兴起，将烹饪方式化为某种帝国特质的表现，随着帝国在地域上的扩张，不同地域的烹饪方式被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之中，而不同帝国间的接触与碰撞，又互相交换着不同的烹饪方式，烹饪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也提供了在对抗中互相融合的可能性。全球时代，通过烹饪构建起的多元文明，早已冲破了帝国的疆域和界限，而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征服——扩张的叙事模式了。从这一意义上讲，你所吃的每一口食物，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食物的历史表明，饮食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行为，即只是为了解决温饱，当人们日渐进入丰裕社会的佳境时，饮食更多反映的是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

材料一   1929年，苏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其组织形式包括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共耕社三种。1930年3月，斯大林指出：“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即现在应当抓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劳动组合。”劳动组合逐渐成为集体农庄的唯一形式。集体农庄法最重要的规范性文件是“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为了补充和发展示范章程中的基本原则，苏联还颁布了许多规范性文件，包括调整集体农庄关系的法律、法令和政府决议，这些被统称为集体农庄法。苏联官方表示，制定集体农庄法的目的在于“在农村中建设一个新社会”。

——摘编自司宁《苏联集体农庄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德国农业生产、经营等的协调工作主要由非官方组织来完成。如德国农民联合会是最主要的农民组织，其下属组织包括13个州的农民协会、德国农村青年联盟、德国雷发巽乡村信用合作社、德国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联合会，另外还有42个非正式的合作成员组织，约95%的德国农民是其会员。它代表德国农民参与和欧洲邻国农业组织机构及欧洲一体化组织的协调工作。它不仅为农民当法律顾问，开展技术服务并开拓市场，还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此外，由农民商人和农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德国农业协会在帮助农户和农业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也作为质量检验和认证组织存在，很有权威性。

——摘编自张明生《德国农协现状及发展我国农协的建议》

材料一   20世纪以来，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农业机械化得到飞速发展，农业企业化经营成为农业发展的风向标，农业公司纷纷成立，部分甚至采用联营或合并的模式，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1920～1940年期间，美国农业生产中的机械化率从23.1%提高到了93%，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自60年代开始，就始终保持在60%以上，政府对农业机器化的扶持更是成为其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政策性工具。对于日本来说，其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20%，因此只能通过加大化肥农药施用量和改良种子，与此同时，日本还启动了国际化种业竞争战略，一方面运用自己的技术经验和其他国家的培育优势来丰富本国的优质种源，另一方面加强种业国际合作和探索海外育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但未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趋同。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在第一次转移过程中保留了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因此其选择返乡后如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话，将会造成劳动力再次被附着在土地上，从而出现“过密化”问题，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全部农业经营人员中，接受过高中或中专以上教育的人员仅占8.3%，年龄55岁及以上的农户更是占到了33.6%，不仅决定了对农户进行人力投资的成本较高，而且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于是传统的小规模、原始化的经营模式对国家农业科技及产业化发展产生一定制约性。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生阳《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西方镜鉴与中国选择》

材料一   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最早出现在2000多年前。古代时期的粮食储备分为官办储备和民办储备两种类型，政府对粮食储备实行专管，由中央财政直接控制。具体来讲，历代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实行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分仓核算方法。封建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管理条规和制度，如西汉的粮食会计簿册和秦代的仓律等。另外，还建立了仓储保管者责任制度，设立了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机制，并且不断加大监管力度，使所有环节都能按制度进行。

——摘编自姚荣《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   1933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南昌举行粮食会议，制定兴办仓储计划，对原有“仓储管理规则”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在仓储种类上，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县仓、区仓。国立储备仓由中央设立，省立储备仓由省设立，省以下各仓，乡仓、镇仓必须普遍设立，县仓、市仓根据地方情形分别设立。至此，已基本确立了现代粮食三级储备的雏形。1935年5月，实业部制定《农仓业法》及其施行细则，鼓励金融机关经营农业仓库，规定农民银行必须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之后，这一新式仓储制度的推广得到了各省及各银行的响应，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金城银行等均在各地分别设立了农业仓库。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材料三   据报道，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2023年6月26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草案共11章69条，包括总则、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储备、粮食流通、粮食加工、粮食应急、粮食节约、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笔者注意到，这是该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也意味着各方期待的立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事宜已加快步入“办事”日程。

——摘编自人民网《立法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材料一   北宋朝廷认为官廪“九年之蓄”，不仅能“遇凶荒赈发济民”，而且可使“西（夏）夷北（辽）边，望而不敢近”。虽然占城稻的引进和推广大大促进了粮食增产，但由于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和隐匿田产，官廪粮储常仅占总储量25%左右。除截拨漕粮、仓储赈粜、丰粮区“和籴”等救济手段，北宋朝廷秉承“取民有制，故民力常宽”原则，也以较高粮价承诺和减免流通税，劝诱商人依托运河网络，长距离贩粮至缺粮区。此外，相较北方从东南转运官粮为主的流通方式，长江以南的民间商品粮流通现象更为普遍。

——摘编自姜锡东、季发玲《北宋粮食储备与流通对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启示》等

材料二   邓小平曾指出：“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提倡科学种田，实行良种培育、土壤培肥、农业机械化等措施，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取消农业税、种粮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实物和产能、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粮食储备机制；坚持“立足国内、全球供应”，允许外国粮食适度进口的同时，也鼓励中国粮食企业深化国际合作。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粮食年均增产158.3亿斤，用全球9%的耕地资源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

——摘编自韩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等

材料一   在经济大危机中联邦政府采取了限制农作物耕地面积和控制产量等政策并制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但由于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农产品产量和剩余存量有增无减。二战后马歇尔计划中的45亿多美元援助是以农场商品形式提供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向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粮食援助。然而，到1954年美国农产品存货仍达58亿美元，粮食过剩问题十分尖锐，甚至可能引发农业危机。于是，美国参众两院通过《1954年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确立起了正式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和机制。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将其更名为“以粮食换和平”计划，美国粮食援助政策开始转而强调利用粮食援助为外交服务。随之美国将主要援助对象由西方盟国转向欠发达国家。该计划通过粮食援助来缓解当地人民的饥饿和促进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从而增强它们对共产主义的“免疫力”，争取它们在冷战中站在美国及西方一边。

——摘编自王慧英《“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材料二   粮食援助是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粮食援助开始于1959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是向非洲国家提供单向的无偿援助。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援助方式增加了优惠贷款项目。第三阶段是从等2000年一直到今天，不仅通过双边援助渠道和经济合作对非洲进行粮食援助，还通过发展南南合作公等方式，向非洲提供农业援助。中国对非洲的粮食援助以不干涉内政为原则，尊重非洲的文化，尊重非洲人民，不向他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从来不会用歧视性的文字或言语来伤害非洲人民，中国对非洲粮食援助行动中派出的农业专家在非洲不享受任何形式的特权。援助的形式不拘泥于实物援助和货币援助，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出也成为中国对非洲粮食援助的重要形式。

——摘编自赵银《中国对非粮食援助研究》

材料一   汉唐时期都将粮食视为国家管控的战略物资，以国有官营的方式统一管理粮食调运、中转、分配，形成了仓、廪、庾、窖等十余种仓储类型。仓廪营建的核心在于解决粮食储存及保障品质安全，仓廪管理重点则需解决粮食在受纳、余粜等方面的运作。汉唐以来形成了以常平仓、正仓、太仓、军仓为代表的官方“集中存贮”和以义仓、社仓为代表的民间“分散存放”现象。皇家仓廪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赈济职责，而民间乡社所设的仓廪类型有效弥补了官方难以维系时的不足。通过考古及文献查证，西汉储粮状态与方式是“分散储粮”,而在唐代则更多表现为以巨型窖穴为代表的“集中储粮”形式。自隋代开始沿大运河广设仓窖储粮，规模巨大，并常建有仓城拱卫，形成了以隋“大兴城”和“洛阳城”为核心的两大粮食储备中心。

——摘编自韩国河、王祖远《汉唐时期储粮制度和方式之变迁》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注重规划引领，编制《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别 (2015—2030)《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发展规划，从不同层面制定目标、明确措施，多维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切实调动地方抓粮、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粮食储备制度，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协同配合的政府储备体系逐步健全。在立足国内保吃饭的前提下，适当进出口，深化国际粮食合作。

——摘编自2019年《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等

材料一   北方宜麦，南方宜稻，这是农作物对南北方环境选择的结果，跨越环境界限，将另一地区 的作物引进，则与人类的活动直接相关。“建炎(宋高宗年号)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 流寓之人遍满。”……朝廷多次下诏，“两浙、江、淮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并对杂种的旱地作 物“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慈溪乡贤黄震曾动员百姓种麦，“每年春夏之间，旧谷既尽，新谷未种，天特生麦以济缺乏，使尔人民吃此麦饭，种此禾稻，循环接续，常得饱足。”

——摘编自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全球人口的迅猛增长，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面临极大压力。世界农业科学家纷纷认为，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提高单产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1964年，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水稻种业科技工作者们开创了杂交水稻研究。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到1999年，国家投入资金达5.4437亿元，参加杂交水稻研究的科技人员达500人。到2020年，中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面积达6.1亿公顷，增产粮食9.15亿吨……杂交水稻技术走出国门40多年来，为亚非拉约80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一万余名技术人员……目前杂交水稻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已达8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

——摘编自文春晖《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的技术积累及其可持续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