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正当中国未开垦的土地要用完的时候，她的人口却开始加速增长起来。最大的推进是在1949年系统地采用现代的公共卫生措施以后，人口增长率从1949年以前数十年中每年不到1％一跃而为2％以上……劳动组织的改变并不是不重要，然而这种改变自身能产生多大效果，完全要看传统的技术中给提高生产率究竟留下多少余地。……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使用传统方法取得的粮食产量增长已经开始放慢，但是由于现代工业兴起而带来的对于粮食产量的需求，却开始加速增长……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步骤是重新组织人民公社，以便减少管理和生产积极性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开始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每年进口500到600万吨粮食……第二个重大转变是在现代资本投入上的大规模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农村电气化扩大了，现代农具、电动机、水泵和其他机械销售量增长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肥工业的发展。到1966年，化肥的进口量比1957年增加了1倍以上，国内生产也提高了7、8倍。

——摘编自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材料   卢永根（1930年—2019年），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其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13年的华农校长。他打破学校面临的人才断层困局，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了广阔天地。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同样以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去教育和感染他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出国学习访问的学者。温思美、彭新湘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来到华农，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2017年3月，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民国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再加上水旱灾害连年，粮价起伏较大，囤积粮食之风日盛。尽管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囤积居奇，但此风难禁。一些不法粮官也假职权之便，私自囤积大量粮食，囤积居奇成了粮官牟取私利的手段。其中湖南的粮食贪污案频发，粮官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而国民政府未能有效整肃粮食贪风，最终使粮政成为其政权走向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杨实生《民国时期湖南粮食贪污的形式与原因》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中共中央部署，湖南进行了数额庞大的粮食调运，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粮食调运体系，包括统一调度的政策、行政体制与运输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作为全国稳定提供外调商品粮的省份之一，外调粮数量居全国第三位，大米调出量居全国第一位。湖南粮食大调运产生的效果包括稳定物价、保证供给、支持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救济灾荒和出口创汇等；从更深层看，粮食大调运在构建党和政府与农民的新型关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尹红群《1949—1952年湖南粮食大调运》

材料一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迄今已有7000年的栽培史。印第安人为它的驯化、人工栽培、耕作模式、育种、储藏、加工、食用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 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马铃薯，50年代他们将薯块传入西欧，70年代初开始在西欧零星种植。马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世纪因各种原因引起的灾荒和饥蚀促使土豆在欧陆国家作为救荒作物大大普及。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18世纪6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到18世纪末期，马铃薯成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

材料二马铃薯的种植、传播以及现代马铃薯产业的发展都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是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的根本动力。马铃薯的产量高低和品质好坏在种薯，而种薯的培育靠科技；马铃薯深加工程度和马铃薯产业链的延伸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铃薯产品研制水平。以美国为例，各种食品研究机构和马铃薯加工厂商，对马铃薯食品的口味和脂肪含量的最佳配比进行实验，在保证美味的同时减少脂肪含量，研制出很多顺应人们健康饮食的马铃薯食品，推动了马铃薯的深加工。

——摘编自楚雪《从"洋芋"到"土豆"的文化——马铃薯跨文化传播现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