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以来，“封贡制度”下的中朝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但壬辰倭乱后，中日长期处于国交断绝的状态，商船的往来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由于日本不在藩属之列，故没有向清朝朝贡以便乘机直接贸易的途径。但由于中国丝织物品质优良，因此日本国内需要量极高。康熙元年（1662），荷兰失去中日贸易中介地台湾以后，进口到日本的只有在京丝、弁柄丝、波斯丝，同时，康熙二十四年（1685）日本的生丝进口特权，又被细分为白丝、黄丝、下等丝等类，并且同年生丝交易量只被分配为贸易总额的1/3，因此长崎的生丝进口贸易也急剧下降，根本不能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于是，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日本需要通过与朝鲜的“中介贸易”，来获取所需的丝等中国货物。这样看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供给途径，这条商路对日本具备独特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段光达《东北亚地区各国间近代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材料二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东亚封贡秩序下，由中、朝、日彼此需求的丝、银、人参等物品，串结起来而形成乃至繁盛的国际商路，将区域连接成一个整体，促进了区域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但在当时国际环境束缚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当维系商路的物品失去往日的价值，商人们便因利益的缺失而慢下了忙碌的脚步，随着商人们为追逐商品利益而另辟蹊径，这条商路亦便渐失往日的繁华。但它曾经负载的意义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在倡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今天，还有值得借鉴的现实作用。

——摘编自费驰《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东亚商路及其影响》

材料   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国家便开始定期晋见汉朝设在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的官吏，从而揭开了中日官方贸易的序幕。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遣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于日本当时的商业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中小商贩还不具备来华贸易的实力，当时，官方贸易仍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断绝，影响和制约了官方贸易，由于元朝时发动征日战争，官方贸易受到冲击而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出现许多专业商人，随着日本国内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莳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也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除倭患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这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中日官方贸易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