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世纪前后至6世纪，中国主要出口黄金和丝织品。6-10世纪，阿拉伯商人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力，中国的陶瓷外销从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大量的订制生产和出口，海上贸易扩及日本、琉球和朝鲜。10-14世纪许多中国大型船舶停泊于印度西海岸，改变了往外商来贩”的局面，中国也成为东海、南海和印度洋贸易的主导者之一。15-18世纪中期，中国的丝、瓷器和茶叶出口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且不再经过无数的中间人和以货易货的方式。

—摘编自李伯重《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与时间—全球经济史视野中的“丝绸之路”研究》

材料二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具有法人和政治地位的团体，在任何时候都是以伦敦公司和印度总督的名义在印度群岛进行贸易。他们及其后继者在法律上都有权拥有、购买、接收和保留土地、租金、特权、自由、管辖权、特许经营权以及任何种类的财产继承权。东印度公司及其后继者有权在15年的任期内，享有完全独占东印度贸易的自由和特权，可以自由在东印度的所有岛屿、港口、城市、城镇进行贸易。

—摘译自《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1600年12月31日)

材料一   唐朝时，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宋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0%，“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成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期，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如明朝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